文／洪誠志

清代時期

早期的台灣在陸路交通尚未暢通前，往來的行旅多仰賴船渡。而台灣的河川發源於中央山脈，往中下游則流洩急湍，加上每年的夏秋之際多颱風豪雨，使得人們興建的便道與橋樑常受到損害，所以大多依靠船渡來行走渡河。當時的船渡分為官渡和民渡兩種，官渡即官方經營的船渡，要收渡稅且多弊端；另一為民間經營的船渡即民渡，但常有勒索之舉使來往的行旅深受其害。為了避免官渡和民渡產生的弊端和危害，於是出現了義渡即免費義務為行旅船渡，所以義渡成為台灣歷史上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之一。

當時台灣各個河川渡口多有義渡，由渡口當地的善心人士集資，僱用良民為船夫，免費義務搭載行旅渡河。直到建造橋樑的技術進步和橋樑陸續興建後，義渡就功成身退走入歷史。「東勢義渡會」是台灣第一個NPO（Non Profit Organization 非營利組織），仍存續至今約一百八十多年，不僅讓當時許多行旅平安渡過大甲溪，且其「仗義恤鄰」的善行及精神也相傳至今，足為台灣社會公益事業之典範。

大甲溪是台灣第三大河流，發源於中央山脈及南湖大山之間，流經台中的梨山、谷關、東勢、石岡等地至清水入台灣海峽，全長124.2公里。大甲溪水流湍急，有豐沛的水力資源，被譽為「中台灣的母親河」，同時也孕育了世界知名的櫻花鉤吻鮭。但在交通上，其寬廣的河面卻妨礙了大甲溪兩岸行旅的往來，特別是在颱風季節，其交通往來更是困難重重。《諸羅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提到，時任台灣北路參將的阮蔡文有詩形容當時大甲溪的情況：「崩山萬壑爭流潝，溪石團團馬蹄縶。大者如鼓小如拳，溪面誰填遞疏密。水挾沙流石動移，大石小石盪摩澀。海風橫刮入溪寒，故縱溪流作鬐鬣。水方沒脛已難行，水至攔腰命呼吸。夏秋之間勢益狂，瀰漫五里無舟楫。往來溺此不知誰，征魂夜夜溪旁泣。山崩巖壑深復深，此中定有蛟龍蟄。」另《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中，時任彰化都司的黃清泰在〈大甲溪〉一詩中也寫到：「赴海水性急，截流山勢橫．忽然穿峽出，終古作雷聲．翻石沙俱下，危船鬼欲爭．誰能任巨濟．用此愧平生。」由此可見大甲溪在當時渡和環境之險惡。河川在平常水量充沛時，可利用渡船過河。在冬春季節，河水乾涸，人們則在河床的沙洲開闢簡易道路或架設簡易橋梁。但到每年的夏秋季節，豪雨夾帶土石往往將河床上的簡易道路和橋樑沖毀，因此常必須重新闢路架橋。

《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創立一七○周年紀念特刊》中〈東勢義渡慈善會沿革〉一文提到：「往昔台中縣樸仔口以東，石岡、新社、東勢、和平四街庄，日常經濟農產交易、文化、就醫等，均以寮腳（東勢角）為中心。惜因土牛與東勢間兩岸跨越大甲溪，唯一交通要衝，並未架設橋梁，其往返兩處間行人，或遠赴豐原、台中等外地行旅，往常均利用渡船交通。…當時土豪劣紳一班，在溪岸設有舟仔（木造小渡舟）往來交通，以專利向過往行人酷索銀兩。」由此可推測當時大甲溪的船渡應屬於民間經營。

道光年間，淡水同知婁雲遊歷各地並查訪後，認為：「臺地南北袤長，山溪叢，溪之小者或涉水以行，或搭橋以渡；溪之大者非船筏不足以利其行旅，而刁悍不法之徒藉以渡載為由，任意勒索，稍不遂意，即兜留包裹，以待備錢取贖。來往行人每因人地生疏，告訴無門，忍心受屈，為害行旅不可言狀，是全臺之為民害者，渡船其一也。……必須設立義渡以杜其害。………刁悍之徒把持勒索，在所難免，急須設立義渡，以除積弊，而蘇民困。」當時的鳳山縣學廩生盧德嘉在其修纂的《鳳山縣采訪冊》中的〈義渡論〉提到：「溪邊舟子，編竹筏以待行人，載至中流，始需渡價。多方勒索，有勒至數金者。貪得無厭，甚而擠人於水，有擠下孤客，任急流滾出外海而坐視不救者。橫取衣物，大則殞命，小則傷財。狼子野心，實堪切齒，義渡之設，安可少哉？」

大甲溪的民渡長期對來往行旅的勒索，最終造成悲劇。〈東勢義渡慈善會沿革〉一文中提到：「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寮腳』慶祝中元節普渡，演戲酬神。婦女十八人搭乘渡船，要到東勢看戲。船到大甲溪中央，因為船夫惡作劇，調戲婦女，以致婦女驚慌，引起騷動，渡船翻覆，十八位婦女致盡溺死。事幾竟在地方上造成械鬥。」此悲劇使地方幾乎釀成械鬥，時任樸仔籬堡總理的石岡土牛庄貢生劉章職出面調停，除了嚴懲肇事者外，也邀集地方士紳，發動募捐成立「義渡會」，以杜絕民渡勒索行旅之害。此義舉在當時由劉章職與訓導羅桂芳、監生廖光祖、郭開陞等人共同發起，周邊的鄉鎮也響應，當時的彰化知縣李廷璧嘉許其義舉，也贊助一百銀元，連同善心捐助者六十七名，共募得銀兩兩千五百零一圓，購買水田十甲餘充作「義田」，至此「東勢義渡會」正式成立。每年以「義田」的租榖收入做為義渡會的財源，並打造渡船十二艘；慎選良民為船夫，免費搭載往來行旅。因東勢盛產木材，所以渡舟是木造小舟，木舟的形狀似餵豬的木槽，故又稱「豬槽舟」。

「東勢義渡會」成立後，影響了當地民間經營的船渡，他們試圖抵抗，劉章職等人只好上書請縣府壓制。於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勒石立碑，除了「將捐設義渡各戶姓名、條規勒石以昭後世」之外，還有「出示嚴禁棍惡，不得滋事生端，務須遵照。倘有不法棍徒，藉端私索，許即按名指稟赴縣，以憑筋差拏究」最後廢止當地民間經營的船渡，目前那塊石碑保存於東勢區的巧聖仙師廟中。除了免費義務船渡外，在冬天枯水期不能行舟時，東勢義渡會也會出資在河床開路架橋。彰化知縣李廷璧為嘉勉劉章職的奉獻精神，特頒「仗義卹鄰」題額，如今仍立於石岡區梅子里豐勢路旁的劉章職墓園。為祈求大甲溪行旅過安，也同時紀念當年罹難的十八位婦女，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的中元節，東勢義渡會會在石岡土牛溪邊舉行平安祭典，至今一百八十多年從未間斷。

位於台中市石岡區梅子里豐勢路旁的劉職章墓園。

東勢區的巧聖仙師廟所保存的「樂助義渡碑」。

 日據時期至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領台後，實施全台土地調查，東勢義渡會所有田產大租、番租、水田，有四甲地被充為國有，使得東勢義渡會僅存六甲餘地。二次大戰後期，台灣總督府因財政困難，為興建通往中嵙段石角河的橋梁，於是命令東勢義渡會變賣所有田產充作興建經費。幸當時東勢義渡會常務董事並時任台中州參議員的廖阿霖一再奔走請託呼籲，反對處分義渡會的財產，最後將東勢義渡會的田產抵押貸款，興建橋樑並取名為「義渡橋」。而東勢義渡會分期償還貸款，後因幣值改變而減輕了償還貸款的負擔，也因此東勢義渡會至今得以確保產權。

1924年東勢附近地形圖。紅線標記處為義渡橋位置。

 大正十四年（1925年），東勢義渡會呈請台灣總督府登記立案，更名為「財團法人東勢義渡會」。第一任理事長劉雨生、常務理事廖阿霖訂定章程，設評議員制。昭和八年（1933年），台灣總督府出資架設大甲溪鐵線吊橋，東勢義渡會長達百年的免費義務船渡正式功成身退。

1937年，東勢義渡會興建往來東勢與中嵙之間的檜木橋，1970年改建為鋼筋水泥橋，橋頭刻有「義渡橋」字樣。

在東勢區東崎街義渡橋頭的義渡碑坊內，刻有一百八十多年前捐資修橋人士的名字。

義渡功成身退後，東勢義渡會轉型辦理其它社會公益事業，因應當時社會需要而設立的各項公益，包括農忙時設托兒所，免費照顧幼兒；農閒時設裁縫班，免費教導農村婦女縫紉技術；以及施醫、救濟、急難救助、建設道路橋樑。現在還設有電腦班、清寒獎學金等。另根據筆者在2015年訪問義渡基金會的負責人時，得知因經費關係使得目前的公益事業僅存清寒獎學金。大甲溪鐵線吊橋興建後，常因颱風造成流失或損毀，義渡會也都配合捐款協助修建達數十次。

民國42年（1953年），義渡會向台中縣政府申請更名為「台中縣私立東勢義渡慈善會」，改組為董事制。民國75年（1986年），更名為「財團法人台中縣私立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義渡會每年召開兩次董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義渡會的章程、財產目錄、預算決算、收支統計、福利救助均詳盡。而東勢義渡會歷年來的董事，幾乎都是當年捐款創建義渡的善士的後代。

1937年的東勢鳥瞰圖

至今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雖還有六甲餘的田產，但因政府早年推動三七五減租，使得基金會的租穀收入大幅減少，能做的社會公益內容非常有限，以至於基金會所做的範圍大多在東勢、石岡、和平、新社四個區。民國82年（1993年），時任基金會董事的廖文欽先生在董事會中提案，擬以「變產置產」方式與建商合建，將分配到的房屋租賃所得，用來擴大推展社會公益事業。他在提案書中陳述：「如依現況僅靠農耕而每年徵收微薄租穀收入，變成利不及費致影響本會慈善事業之推展。如將土地以變產置產方式合建，所分配房屋出租所得財源，勝過租穀收入數十倍，如運用得當可使本會歲入增加，發揮社會慈善事業推展作用，及改善社會救助為目的的功能。」但這個構想在董事會中被否決。廖文欽先生說：「有人認為這是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不可以把它『變』掉。……守成固然很好，但是沒有開源，就沒有辦法做更多的事。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自己的固定會所。」時任總幹事的劉高麟先生說：「誰擔任董事長，他的家就是義渡會的會所，並負責供奉當年捐款人的『牌位』。」

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從早期為往來行旅的免費義務船渡，到今日以有限的資金，辦理小規模社會公益的小社團，一百八十多年來，東勢義渡讓許多民眾平安渡過大甲溪。後來儘管橋樑已經全面取代了船渡，但是義渡的公益精神至今仍然持續發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