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方遠

「卡管」案演變至今，已經不再是純然的法律問題，也不是程序正義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有人認為應該用「適法性」來檢視，甚至也有人主張「校長」之於一所大學並沒有必然存在的需要。確實，管中閔是不是台大校長並不重要，若是執著在「卡管」本身，就陷入了藍綠對立的邏輯。但民進黨不惜換任教育部長，從赴大陸兼職的「抹紅」老招，再繞回兼任「獨董」爭議，「卡管」上綱到「拔管」，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過去國民黨戒嚴時代用「反攻必勝、建國必成」的稻草人，進行社會上下的思想動員，把反共意識形態深植進社會大大小小的孔隙之中。而做為蔣介石最忠實信徒的民進黨，複製了國民黨的統治手段，現在看來就是「反中必勝、拔管必成」。就在去年，高中國文課綱研修小組提出的「文白比例」，因不符合民進黨的要求，教育部可以推翻重審。台大遴選委員會所選出來的新任校長，也因結果「不如預期」，再用拒發聘書的方式遂行執政者意志。一連串的作為讓人彷彿在執政者身上看到小學生「輸不起就耍賴」的影子，反而讓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坐實了「選主」的批評。

台灣高等教育危機四伏，已是當前社會的共識。教育部非但無力解決，放任高教往新自由主義商品化的方向嚴重傾斜，竟然把爭奪校長大位做為高教施政的首要任務，令人瞠目結舌。華人大學在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誠如中國大陸著名學者甘陽所言，是要加強「思想、學術、文化、教育的獨立自主」，避免淪為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包含台大在內的任何一所台灣的大學，都應該以此信念為目標，早日結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個歷久不衰的「神話」。

卡管案所突顯出的問題，即在於執政當局並未打算把台大打造為獨立自主的學術思想陣地，反而要把台大收編為一黨服務的「附庸藩屬」。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國立台灣大學」的創建，就是一個「去殖民化」與重建自主化的過程。現在台大把校史上溯到1928年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的創設，但此認知肯定與台大師生都相當崇敬的傅斯年校長相左。傅斯年在1949年校慶演說中，明白地指出：「由日本的台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也就是說「台大」與「台北帝大」雖然接收與繼承的關係，但在體質與根本意義上是兩所不同的學校。在此認識上，傅斯年才提出「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勉勵全體師生。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北帝大，不可否認確實為台灣培養出了許多優秀人才，例如具有民族意識的許強醫生，被譽為亞洲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不二人選，可惜1950年撲倒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槍下。但台北帝大完全受日殖當局所管轄，總長（校長）受日本總督的監督，教授也具有「敕任」或「奏任」等官制身分。傅斯年也說過，台北帝大是「和他（日本）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例如台北帝大為了配合日本侵略戰爭的需要，大力開展華南調查、海南島調查，並協助日本外務省進行中國大陸、越南、泰國與菲律賓等地的調查，期間都有當地日本佔領軍的支持與配合。

台灣光復之後，傅斯年口中「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不再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附庸藩屬」，但國民黨思想管控之手同樣深入這所學校之中。1949年的「四六事件」、1970年代的「台大哲學系事件」、1980年代的「李文忠事件」與「自由之愛」運動，都是台大師生抵抗傲慢政治權力的足跡。1983年吳叡人以非國民黨籍的身份就任台大代聯會主席，當時他在〈論代會與校園改革〉一文結論中滿腔熱血地指陳：「為了維護校園的清純與學術的獨立，任何政治勢力不應介入校園」。1986年台大自由之愛發表的〈大學改革宣言〉，文末堅決呼籲：「將屬於知識的還給知識，行政力量退出一些逾越其權限的事務、校園事務、教育事業的決策權和意思形成，應該交由教授學生組成的團體來行使」。這些歷史文獻都為台灣民主運動「百年追求」的史觀留下了註解，當年慷慨激昂高喊「政治力退出校園」的學運領袖，現在在民進黨執政下不乏居於高位之人。翻開野百合學運之後范雲所編的《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一書，裡面收錄多篇為校園民主呼喊的文章作者，後來都成了民進黨籍的地方百里侯，也有台聯黨主席在列。

校園是國家機器灌輸意識形態的重要場域，民進黨不願意在台大校長大位上鬆手，不只著眼於校長對於學校預算資源分配，以及高階行政主管的任用權力，更是為了台大這個意識形態戰場，怎可輕易讓位給外省籍、國民黨色彩，又肯定兩岸學術交流的管中閔。但是粗暴的手法，企圖把台大關進民進黨的「權力牢籠」之中，又與日殖統治者控制台北帝國的手法何異？就算民進黨在卡管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卻讓台北帝國大學復辟於台灣。而畢業於台大、過去高舉校園民主與自治大旗的運動者，也在權力的誘惑中默然一片，把理想讓位於官位。

台大變黨校，國立變部立，或許是卡管鬧劇裡最該被警惕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