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期】黃幸:抗美援朝志願軍中的台灣人

【老台胞故事集】

編按:1949年國共內戰讓海峽兩岸斷絕往來,當時有一群台灣人留在了大陸,時至今日,他們被人們稱為「老台胞」。生活在大陸的老台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與台灣有著濃濃的血緣親緣關係,這種情感的刻骨銘心,就是二代三代台胞也難以望其項背。本報將陸續刊登這些老台胞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追尋老一代台灣人的個人素養、道德水準、高風亮節和敬業精神,從不同側面折射出老一代台灣人的祖國情懷。

文圖/閻 崑(文史工作者)

筆者與黃幸老先生合影。

筆者與黃幸老先生合影。

採訪黃幸老,我有三個驚訝:身體那麼硬朗,記憶力那麼好,還有一個就是念念不忘志願軍戰士小毛。

1924年,黃幸(原名黃辛潘)出生在台灣一個中醫世家。在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習期間,他同幾個同學、朋友一起參加了進步組織「協志會」,反對日本皇民化教育,保護、弘揚台灣本土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日本投降,台灣光復,當時在醫科念了兩年的黃幸懷著報國熱情申請轉系學機械,希望學有所成後為工業強國奉獻力量。

「二·二八」事件中,黃幸與計畫參加武裝反抗的協志會學生遭到追捕。對國民黨白色中國的希望徹底幻滅,他把希望寄託給了紅色中國。1948年,臨近畢業的黃幸主動要求到大陸工作,被上海通用機械工廠錄取,成為一名機械師,並經過協志會同學郭琇琮(中共地下黨員)的介紹,與大陸的黨組織取得聯繫。不久,上海解放,黃幸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期待著能夠解放台灣,儘早與家人團聚。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一紙調令把他從台訓團調到了鏖戰正酣的戰場。

1950年12月,黃幸(原名黃辛潘,前排左三)離開台訓團參加抗美援朝,同志們歡送時留影。

1950年12月,黃幸(原名黃辛潘,前排左三)離開台訓團參加抗美援朝,同志們歡送時留影。

「抗美援朝期間,部隊調集了大量懂外語的幹部到前線管理戰俘或對敵廣播,我到朝鮮就是做這個工作。」黃幸說。

黃幸在朝鮮一共待了三年零四個月,經歷了從二次戰役到五次戰役,直到後來坑道裡的戰鬥。黃老回憶說:「打仗確實不容易,那時我們部隊裝備比較差,後勤供應也很困難。部隊經常是打得很快,穿插進去把敵人圍住了,但給養跟不上,彈藥也用完了,無法繼續戰鬥,圍住的敵人照樣可以跑,為此吃了很大的虧。戰士們太辛苦,在前線吃的用的非常不容易。司令部剛開始也經常斷糧,我們就找野菜吃,後來後勤工作跟上去條件才得到改善。」

電影《上甘嶺》裡的場景黃幸也親身經歷過:坑道裡搭個土炕,炕上有廣播電台和廣播材料,幾個同志在上面,工作睡覺都在一起。坑道潮濕,時間長了,腰落下毛病,走路都很困難。還有個困難就是上廁所,坑道裡沒有廁所,得到外邊自己解決,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早上天剛亮,找機會去,敵人一打槍打炮就出不去了。

黃幸說:「我們的戰士是用血肉之軀跟鋼鐵作戰,犧牲了不少人,我離開朝鮮時得知,有18萬犧牲後留在了朝鮮,好多戰士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司令部機關是受保護的,有時能住在老百姓家裡,睡在老百姓炕上,不用住帳篷,也不用住野外,冬裝也會早早換,不會受凍,打仗也不用去拼命,只是在後面審問審問俘虜,情況大不一樣。我確實感到,是下層官兵付出極大犧牲,才取得了勝利,他們才是最可愛的人。和他們相比,機關幹部的確沒有什麼自豪驕傲吹牛的資本和理由。」

在朝鮮戰場,給黃幸留下深刻記憶的有一件事和一個人,他說:「大家都叫他小毛,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當時還不到20歲,是湖南人,從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在敵工科擔任通訊員。五次戰役時,領導派我跟他去金山前線,那邊抓到美國俘虜需要英語翻譯,後來美國兵跑了,我派不上用場,就帶著小毛回部隊。他拿著要送給友鄰部隊的文件。路過鐵原時,突然遇到美軍四架飛機轟炸。我們正好在走路,馬上滾進路邊稻田,躲過了。那次遭遇的是燃燒彈,幸虧躲得及時,要是碰到身上就完蛋了,據說毛岸英就是這樣被燒死的。又走了一段路,我發現小毛的狀態不大對,走起來搖搖晃晃,原來是發高燒,頭燙得厲害,估計是得了嚴重的傷寒,實在沒辦法走了。」當時,頭頂是美軍的燃燒彈,眼前是重病的戰友,身上還帶著必須要送出的機要文件,怎麼辦?思來想去,黃幸不得不作出一個無奈的決定:把小毛託付給戰地收容所,獨自找部隊送文件。收容所裡擠滿了傷患,走之前,黃幸跟小毛說:「你好好養病,我一定回來接你。」

誰知離開鐵原之後,黃幸就在森林裡迷了路,密林中,枝椏蔽日,根本辨不清方向。腳下是腐敗的落葉,厚厚的,一腳踩下去沒到膝蓋,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難。當時,身上只有一點點壓縮餅乾,一兩天都沒有好好吃過飯,黃幸感覺筋疲力盡,最後只好爬行。他憑著炮聲來判斷敵人的遠近。「炮聲從哪個方向響起來,就說明美軍在哪個方向,我就往反方向跑。」費盡周折找到友鄰部隊送完文件後,休息了一晚,黃幸在他們的協助下返回鐵原尋找小毛,可是收容所已經轉移,他再也沒見到小毛的身影。「小毛不知道去了哪裡,後來也一直沒回來,估計他也不在了,因為我們好多戰士死在了那邊,特別多。這麼多年,一想起他,我總是感到內疚和痛心……」說到這裡,90歲的黃老眼中亮亮的,睫上似凝著淚。

1998年11月,黃幸(右一)回到台灣與母親及弟弟的孩子們在一起合影。

1998年11月,黃幸(右一)回到台灣與母親及弟弟的孩子們在一起合影。

聽了這個故事,我久久難以釋懷,不由得想到了《詩經》裡的那首詩: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見《詩經•秦風•無衣》)

正是因為這首詩,後來軍人相稱「同袍」,戰友的情誼也被稱作「袍澤之誼」。一朝為戰友,就是共過生死的袍澤。黃老表現出來的這種情感不正是那份袍澤之誼嗎?儘管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