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卓如

我的故鄉在嘉義大林，祖父是廟裡的乩童，漢民族的意識濃厚，喜歡收看電視上播出的平劇，是我小時候的印象。住在嘉義溪口的外祖父則是公學校高等科（九年級）畢業，經考試後在郵局服務，後來響應日本殖民政府的「國語家庭」政策，將中國式姓名改成日本式姓名，所以，外祖父母在世時，時常聽他們叫大阿姨、二阿姨的日本名字。三十年前，我因對日本職棒裡面有我國旅日好手「二郭一莊」的電玩感到興趣，開始接觸了日語。後來因基於對文史的興趣，轉而向台灣史這方面的研究，其中著墨最深的，是清治到日據時期中間這一段被人遺忘的歷史，因需要瀏覽大量的日籍文獻，便不斷向八、九十歲的台灣籍學者請教其中的古日語。另外，日本NHK（日本放送協會）電視的資訊，及住所附近圖書館的日文報紙也變成我「知日」的主要途徑。

一本《知日》系列的書刊

《一起看大河劇吧！》書封

今年年初，我在台大附近的書店發現一本《知日》系列的書刊《知日43：一起看大河劇吧！》（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1日出版）。因它標榜「知日」，引起我的興趣。後來進一步了解，《知日》系列幾乎收集了華文世界所有「日本通」，以讓讀者深度了解一個不為人知的日本。就像它的名字一樣，不是要讓年輕人的生活、打扮更像日本人，而是要讓華文讀者更了解日本，周而復始又豁然開朗——哦！原來這就是日本！It’s Japan！

而日本的大河劇，將歷史與戲劇完美結合，「有用又有趣」，這便是大河劇極受歡迎的迷人特質。它小到情與愛，大至義與忠，所提倡的精神，是堅持，是熱血，是勇氣，是使命感與擔當意識，是全心全意付出而不自知不自得。這當然是劇情的需要，但對於很多觀眾而言，在生活的不同階段，他們也被劇中的人物所激勵著。無論笑與淚，生活總要向前。正如明末清初曾遠赴日本的學者黃梨洲先生所強調的，學術與事功必須合而為一，並以經、史為其根基；尤其必須重視史學，才不致沒有依傍。

所以，NHK自1963年起每年製作一檔電視連續劇的系列，於每星期日晚間七點（日本時間）在NHK綜合頻道播出，每集播出時間為四十五分，主要是以歷史人物或是一個時代為主題（即所謂的時代劇），並且有所考證，屬於較嚴謹的戲劇。作為官方電視台的投資作品，大河劇集合了日本最精良的影視戲劇人才以及各種史學、風俗學專家進行論證和通力合作，以最精良的服飾，最佳的燈光效果，最新研發的高清攝像機等器材進行最細致嚴謹的拍攝。

中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根據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NPO從2005年開始，每年都在中日兩國民間所做調研結果顯示，中國人有76.7%對日本沒有好感；而93%的日本人討厭中國，近兩年他們大都拒絕到中國大陸觀光。儘管日本人討厭中國人，但久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和冶煉，和中國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自然對於中國大陸央視於1994年完成拍攝的《三國演義》一見如故，冠以「中國最棒的大河劇」之稱。早在1995年，日本最大NHK便引進了該劇，透過非常帶有感情血淚的日語配音，於當年9月向日本全國放送。並且幾乎每年都會重播一次，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觀眾，引發日本觀眾的極大反響。許多日本觀眾認為《三國演義》是一部品質極高的電視劇，也是三國迷絕對不可錯過的電視劇。後來日本的《三國志》系列遊戲中，關羽的經典造型就來自94年版《三國演義》。

在日本NHK-BS2播出的大陸央視1994年版《三國演義》第一集的片頭。

大陸央視1994年版《三國演義》主要以《三國演義》小說改編。裡面戰爭的故事，大人物的堅持與夢想非常適合青少年觀看。對學習做人處事有很大幫助。台灣老三台的中視曾於1996年將該劇引進，但是在當年李登輝總統的主政下，該劇在暑假播出沒多久，便退出中視黃金時段，於是台灣年輕一代無法感受三國裡忠孝節義的故事。他們把興趣和焦點關注於同時間推出的日本《神奇寶貝》皮卡丘卡通，造成他們大多數人的腦海中只有皮卡丘，難怪寶可夢（Pokemon Go）前年一登陸，就風靡整個台灣！不分男女老少十個有七個都盯著手機螢幕衝皮卡丘丟寶貝球。曾以中華文化維護者自居的台灣社會，竟讓一個外國公司可以借著遊戲操控！豈不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司馬遼太郎的明治史觀

1994年李登輝總統接受和其同年的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一席話幾經披露後，兩岸關係的緊張達到頂峰，島內不同政治族群的對立更形尖銳。司馬遼太郎（1923－1996）是日本大阪出身的小說家，本名福田定一，專攻歷史小說。筆名司馬遼太郎是「（遼）遠不及司馬遷」的意思。被認為是日本大眾文學的巨匠，也是日本國民中最受歡迎的作家。他在1943年從軍，1948年入日本產經新聞社。他的《坂上之雲》小說在1968年至1972年間連載於產經新聞。意思是「順著斜坡路（日文即為「坂」）上升的雲」，意指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奮發圖強，學習追趕西方列強，國力不斷增強的情景。近年，《坂上之雲》被日本NHK改編為電視劇，被定位為「21世紀特別大河劇」。

《坂上之雲》裡的日俄戰爭劇照。

司馬遼太郎的近代日本觀認為：明治時期（1867-1911）以及當時發動的甲午、日俄戰爭應予肯定，因為具備中國的朱子學修養並接受了歐洲合理主義的「明治人」是理性人，那些引領時代潮流滾滾向前的大大小小英雄人物審時度勢，樂天進取，為了實現強國夢，精心算計，周密計劃，知己知彼，行事謹慎而又不畏風險。相比之下，昭和時期（1925-1945）及當時發動的「十五年戰爭」應予否定，因為以軍部為代表的昭和人與明治的前輩相比，簡直不是源於一族，他們失去了理性，丟棄了現實主義態度和合理主義精神，不知己亦不知彼，目空一切，焦躁輕浮，有勇無謀，志大才疏，徒然抱著大東亞帝國的幻想，以致像孩子般胡鬧。

明治150年標誌

所以至今，日本仍懷念明治時期所建立大日本帝國的壯舉。如日本產經新聞在今年1月的頭版連載「明治150年」的論述。因為日本平成30年是西元2018年，從明治元年（1868年）到此滿150年，即明治150年，用此敦促日本政府回顧改革時期的明治朝，誡取關聯的失策往前推進；而日本其他地方，為了紀念該慶典年，從2012 年到2018 年實施了明治維新150周年的倒數事業，作為回顧該地藩閥在動蕩的明治維新時代「尊王倒幕」所留下的足跡，同時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NHK紀錄片《美之壺》則是陳述自明治以來的150年文明開化。

但是，以台灣人的觀點來看，日本的錯誤正是從明治時期開始發生。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批評日本人在學習西方優點的同時，也學會了西方的好戰、好侵略的缺點。一將功成萬骨枯正是明治時期開始堆積靖國神社英靈的最佳寫照。

台灣版的靖國之母

靖國神社的背景，與「尊王倒幕」的內戰有關。19世紀為確立近代明治新政府，打倒260年的德川江戶幕府政權，其中犧牲了眾多「尊王」派戰士。1879年，為了鎮靈創設了靖國神社，把為建立以天皇為中心而犧牲性命者供奉在此。之後，日本對外戰爭中「戰死」、「戰傷死」者皆被合祀靖國神社。根據 2000年10月17日日本靖國神社的統計，因日本發動戰爭而「戰死」被供奉者246萬6,344人（截至1975年10月為止），其中「戰死」在太平洋戰爭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的「英靈」共213萬3,778柱。這就包含曾淪為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原日本人」靈魂2萬8,000人、朝鮮人2萬1,000人。其中，包括前嘉義農林棒球隊隊長吳明捷（1911－1983）的二弟松岡憲治（吳明漢）海軍少尉。吳明漢在二戰結束前夕赴南洋作戰失蹤，其母親思子心切，曾多次到港口詢問歸鄉的台籍日本兵其愛子的下落，並到處求神問卜，成為日本人所稱台灣版的靖國之母。

不拜靖國神社正殿的台灣人

1980年，靖國之母去世。出殯的當天，吳明捷焚香膜拜三跪九叩之後，爬上吳家祠堂的神桌，把神主牌請了下來。同時請來了一位牌匾製作師傅。師傅拿了金漆和毛筆、在列祖列宗的牌位上、最尾巴的序列，寫上了二弟吳明漢的大名─「十八世明漢公神位」。其實，二弟很可能早就死了。日本軍方將這些還沒有出現的，統統當作陣亡者處理。

這些最後一批陣亡者，一併先前所有陣亡台籍皇軍，列入同一名冊。供奉於靖國神社偏殿。此後，旅日的吳明捷經常前往靖國神社。但是，他一定站在偏殿外面、合十默拜，祭拜他的弟弟，並一再告誡後輩：「台灣人前去靖國神社參觀時，萬萬不可祭拜正殿。」主要原因是台灣兵的陣亡名冊，放在靖國神社的偏殿，並不是放在正殿。沒有必要管他正殿的日本人。另外一個原因，殺死數萬台灣人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及1895年侵犯台灣戰死的1317位日本軍人，供奉在靖國神社正殿。台灣人再沒有骨氣，也不能祭拜殘殺祖先的仇人吧。

吳明捷綽號為「麒麟子」、「怪腕」，投球姿勢宛如老鷹展翅。

吳明捷為台灣苗栗客家人，為嘉義農林棒球隊的第一代球員，曾於1931年和隊友在日本甲子園奪得亞軍，轟動全日本。吳明捷雖在日本成名、娶妻生子，但他仍以身為台灣人為榮，至72歲過世仍持中華民國護照。因台灣歷經千辛萬苦，從殖民地翻身成為二次大戰的戰勝國，他寧願定期向日本申請居留證，甚至日本人拜託他入日本籍，可以省下不少麻煩，他都沒有退讓。不但展現了客家硬頸精神，也是台灣人知日的最佳典範。反觀李登輝於2007年赴靖國神社參拜其亡兄時，拜的是正殿，正是台灣人媚日的表現。

台灣人的媚日省思

今年是2018，台灣人過農曆年完後就是戊戌年。日本現今尚沿用皇帝（天皇）年號及干支紀年的中國傳統，將今年訂為平成戊戌年。在1895明治乙未年日本從中國手裡奪據台灣成為第一個殖民地，歷經近半年的全台乙未抗日戰爭，日本侵略軍殺死數十萬台灣人。隨後在其所謂大東亞戰爭中灌輸台灣人忠君愛國的皇民化偏差思想，前往前線作戰。造就無數的靖國之母、靖國寡婦、靖國孤兒。1988年，台灣逐漸進入自由民主社會後，主政者依舊停留在日本威權時代皇民化、去中國化的思維，藉由強制修改的歷史和國文教科書，灌輸青少年「媚日反中」的意識形態。並在一些自然災害上，營造台日友好的假象。這樣的政治操作，不僅無利於國計民生，也會讓中華文化的基本道德觀淪喪。

台灣國寶級文學大師黃春明小說中已經映像化的〈小琪的那頂帽子〉、〈蘋果的滋味〉赤裸裸地披露台灣在美日兩國經濟殖民下之社會圖像；而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在《忠孝公園》小說中，凸顯了台灣皇民被日本殖民的愚忠，借「孝」以諷「忠」。他在接受學界與文壇雙棲的小說家郝譽翔訪問時，如此說道：「因為只有進行過自我和全體歷史的反省之後，才能理直氣壯的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已經想過、凝視過這個問題了。」誠如所言，曾深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的台灣人唯有定下心來思考，並接受啟蒙，了解日本，檢討日本，促使其像德國一樣，向戰爭的受害者道歉並反省罪行。才是台灣人的真正覺醒，不再陷入媚日的迷思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