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沒有一個政治集團的內部集會能夠如此動見瞻觀。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習近平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題，向大會作了全長32,000字，長達200分鐘的政治報告。3000多位中外記者齊聚北京即時傳譯，全球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有人在屏息以待。
這固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長期的執政地位，也因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全球治理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當前世界上主要國家中，唯一一個不走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而讓自己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實現偉大飛躍的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可惜的是，幾天下來，西方媒體大多把目光投注在習近平的權力鞏固和中共高層人事的更迭，各種派系傾軋的謠言到處流竄，卻刻意迴避習近平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核心要義（台灣媒體當然也不例外）。這一方面是基於西方社會對中國近現代化過程的不理解，也因為在意識形態上對共產黨的頑固成見。壓迫者永遠不可能了解被壓迫者的痛苦。
習近平在報告中回顧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完成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艱苦歷程。從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根本上扭轉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再到破除思想和體制障礙，推行改革開放，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說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承擔的歷史使命，每一個屆別的領導集體都要為這個基本路線服務。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要求。
在習近平的報告中，最值得關注，也是最具有全局性的觀點，是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新論斷。這是繼1981年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而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以來，另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變化。正確分析和判斷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根據主要矛盾來確定現階段的政治任務和施政目標，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習近平的新論斷，是在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基礎上所做出的科學判斷，不但清楚的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在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大成就，宣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也實事求是的指出「要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就要將著力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的任務和使命。
不可諱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在各項經濟指標上實現了飛躍性的增長。根據資料顯示，從1978年至2016年，中國人均GDP由156美元躍升至8,028美元，38年間增長了50.5倍，總量也增長了204倍，躍居世界第二； 2016年的進出口額36,643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是1978年（206億美元）的178倍；外匯儲備從1978年末的1.67億美元增加到30,105億美元，增加了18,026倍；財政收入也從1978年的1,132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16年的159,552億元（人民幣），增加了141倍。此外，城鎮化比率由17.9%提高為57.4%；高校錄取新生從27.3萬人成長到748.6萬人；汽車年產量從14.9萬輛發展到2811.9萬輛；糧食生產也從1953年實施「定量供應制度」的缺糧狀況，增長到2016年糧產6.1624億噸，出現了糧食過剩的現象。可以說，中國大陸用了三十幾年的時間，讓幾億人口擺脫貧困，解決溫飽，開始走向全面小康，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的最大貢獻！
但是，一個矛盾的解決必然伴隨著新的矛盾的產生，反過頭來成為制約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新因素。首先，金融深化指數（M2/GDP）從1992年的0.90，不斷攀升至2014年的1.93，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導致經濟「脫實向虛」，房地產泡沫化，嚴重影響到產業結構的升級；其次，中國大陸的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GNI）近年來雖有回升（51%上下），但相較於80年代中期的60%，還有巨大的落差。同時，職工工資總額佔GDP比重，也從1978年的16%下降至2014年的13%，遠低於先進國家佔比50%左右的水平，反映出經濟結構變遷中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加劇；再則，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雖然，1978年至1983年期間，中國城鄉收入比曾短暫的由2.570降到1.822，之後便呈現出逐漸上升態勢。2011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為14,832.5元，城鄉收入比為3.13∶1，是歷史的高點。近年來，雖然採取惠農富農的政策，但2014年城鄉收入比仍然較高達2.72∶1，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額擴大到21,253元（人民幣）。
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影響到經濟增長模式的戰略轉型，並固化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結構，體現了今天中國大陸「不平衡發展和不充分發展」的現實。以較能反映城鄉居民因經濟增長所享受到實際好處的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數（HDI）」來說，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人文發展指數從1978年0.407顯著提高到2013年的0.719，進入「高人文發展國家」行列，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不僅總體水平低（美國是0.914、韓國是0.891，連巴西都有0.744）而且發展也不均衡（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欠發達地區呈兩極分化趨勢）。最發達的京、滬、津與葡萄牙相當，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的青、甘、雲、貴、藏就與加納、赤道幾內亞等低度人文發展的國家處於同一個水平。
誠如大陸學者金燦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所說的，「西方國家的近代史是歷時性的，中國是共時性的，當下中國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問題都集中在一起，這導致有些地區非常落後，有些地區又非常先進，就整體來講，中國還是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這也是主要矛盾想要表達的意思，也是新時代的特徵。」正是這個時代特徵，說明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只是發生轉化，但不是出現質的變化，發展依然是解決矛盾的主要路徑。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就是個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