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宏甲

現在說塘約村的土地流轉中心，由曹友明掛帥。

具體操作時，有些村民還是有顧慮的。如果一一去動員，則工作量巨大，去動員的幹部也不一定都能講得準確，於是由曹友明執筆，最初是以村支兩委的名義（後來也以土地流轉中心的名義）給全體村民寫信，印刷了發到各家各戶。類似的信，後來多次在塘約村的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

我感覺這種工作方法，帶著曹友明這位鄉村知識分子的做事風格。他說現在家家戶戶都有會識字的人，把信發到戶，與每一戶人好好溝通，這是個節約人力的好辦法。

他還說：「村裡發生了什麽大事，每一戶村民都要知情。他們可以慢慢看，看了想，想了再看，就都明白了。」

我在他們的方法中，感到了村領導集體與村民溝通的意義。在這封信裡，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塘約村的土地確權、流轉，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調整產業結構，改變鄉村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的、單純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動家鄉的發展。

同時，我還得知，幹部帶頭把土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也很重要。

具體丈量土地，先用儀器測量，再用土辦法量一次，直到兩種方法測量的結果基本一致。

曹友明介紹說，按老子講「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我們這件事也做得很仔細。我聽著他的說法，心裡想，民以食為天，這真是天下大事。他說合作社起步之初，缺集體經濟，老人協會成員協助做了很多工作，是義務的。

「他們被稱為『老人志願者』。」曹友明說。

土地承包制三十多年了，土地上也積下了不少糾紛，原因五花八門。如果是有糾紛的地界，「老人志願者」就會去指定地界做裁判。土地確權歷時十個月，他們始終與相關農戶到地頭指定地界，協助丈量，並在畝數確認後協助村裡與農戶簽約、按手印等。

我漸漸發現，這個老年協會是塘約村當今一個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組織，他們的核心成員有十六人。他們不是一般的「發揮餘熱」，他們在少年時天天聽「社會主義好」的廣播長大，說這些「老人志願者」身上活躍著「社會主義的因素」是不過分的。他們期望用自己此生尚存的力氣，使第二代、第三代有更好的家園，這是他們的內在動力。我甚至感到，他們內心有這一代老年人悲壯的情懷！

建國以來，塘約村一切激動人心的變化幾乎都與組織起來有關。塘約村前還有一條河叫洗布河，早先只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水溝，下大雨就要淹沒周邊的大片田地。一九七五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時，靠集體的力量開掘成一條小河，最寬處有八米，就在塘約地勢最低的白紙廠寨旁邊。由於這條河還是太小，二〇一四年大洪水來的時候，無法起到泄洪作用。村裡把土地集中起來統一規劃後，為了保障這片土地久遠的安全，他們把河道拓寬到三十米，還修築了兩岸的防洪堤。

他們說：「這是一條生態河。」

我問：「為什麽這麽說？」

他們說：「堤上種樹種花草，河裡有魚有蝦。」

與此同時，靠集體力量，他們還進一步疏通塘耀河道，也修築了兩岸的防洪堤壩。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塘耀河，已是一條河面達三十五米寬的家鄉河。

「這次拓寬洗布河，全體村民一起幹，用二十二天就修好了。」左文學說。

大洪水後，安順市政府出材料費，村民出工出力，修建了連接起十個村寨的硬面環村路。這條環村路有十六公里，它的修成，使村民們切實地感到十個分散的村寨是一個整體，同時重新體會到，大家都肯為公益事業出點兒力，村莊就會出現奇跡。

還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積是一千五百七十二點五畝，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期，一直是這個數目。這次經用儀器測量和土法丈量後，確認的全村耕地面積是四千八百六十二畝。

沒錯，多出了三千二百八十九點五畝。

這是純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二〇一六年四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在會上強調：不管怎麽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對照一下塘約村的土地確權流轉，塘約人自己都沒有想到，每一戶人的承包地都比從前多出一倍以上，確權後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資產性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越到後來，希望流轉入股到合作社的積極性越高。」左文學說，「之前，由於大量青壯年外出打工，塘約全村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撂荒。荒在那兒什麽收入也沒有，流轉入股了就有收入，在外打工的也回來把土地流轉入股了，誰也不想落下。」

曹友明說：「後面流轉的都看到好處了。當他們把承包地之間的田坎界挖掉時，那種高興勁兒跟土改時分到土地也差不多。」

他們說的「田坎」，就是江南農民說的田埂，全體村民的承包地全部流轉入股到村合作社。

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統一經營，這是在三十多年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改革，是中國農民再一次選擇命運、選擇前途、選擇生活、選擇同步小康的發展方向。

（六） 重新組織起來

左文學說的「第二步」，就是土地集中後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

負責組建合作社各專業隊的村幹部叫丁振桐，三十二歲，他中專畢業後到江蘇打過五年工。

合作社組建各個專業隊，村民們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願望，選擇參加哪個專業隊。專業隊由大家選隊長，報村支兩委認定。

農業生產團隊有四個組，領導人稱班長。四個班長分別是羅光輝、李從祥、肖紅、張貴方，他們都是外出打工回來的。

四十五歲的羅光輝被選為種地的班長，他重視精耕細作，用拖拉機耕地，別人耕兩遍，他耕三遍。他還把工廠裡的標準化生產運用到農地裡，如此就把個人的優勢傳播到眾人的勞作中。在他的帶領下，一畝地產出辣椒七八千斤，去年一斤辣椒賣一塊二（人民幣，下同），一畝收入就達到萬元了。之後還能種一季小白菜，一畝收入三四千元。

「過去主要是種水稻和玉米，一畝田種下來，除去成本，大小季合起來最好的也不到五百元。」他們說的大小季，大季指水稻，小季指水稻收割後還可以種一季別的作物。

四個生產種植組共八十人，季節性用工（如採摘時）可用到三百多人。「目前，」左文學說，「合作社農業團隊的主力軍還是婦女，人數占到八成。」

一個婦女在水田勞作一天一百元報酬，作旱地一天八十元。一個月有四個休息日，最低月工資兩千四百元。出勤二十六天算一個月。不滿二十六天，按天扣工資；超過，按天付加班工資。按月付薪。

班長羅光輝的年薪五萬元。如果完不成預訂產值，扣年薪；超過了，超產部分百分之三十歸他，百分之七十歸合作社。歸合作社的部分，年終全社分紅，百分之四十給農戶，百分之三十歸合作社，百分之二十提留公積金，百分之十提留村委會用於辦公。所定產值，是能夠保障團隊支付基本工資的費用。

羅光輝因種植業績突出，很快被推舉為合作社的農業社長。這裡，四個組不存在競爭，而是可以互相學習，互傳經驗，資源共享，共同向外開發市場，更好地發揮規模效益。

合作社成立一年多，這個以婦女為主力的農業團隊，把先前所有撂荒的土地都種上了，其中種植了精品水果一千二百五十畝、淺水蓮藕一百五十畝、綠化苗木六百一十二畝，還建成四百畝用農家肥的無公害蔬菜基地。這蔬菜，專供城裡的學校食堂。所有這些，都是以前單打獨鬥不可想象的。

選擇參加建築隊的也有不少婦女。

谷掰寨有個王學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惡化去世。家裡留下四個子女，最小的不到兩歲，最大的不到十歲。為給丈夫治病，家裡還欠下六萬多元債。家裡只有一畝五分承包地，沒法維持生活。那年她三十五歲，沒有改嫁，把地種上，就去附近建房子的地方做小工掙錢養家。

「你家怎麽只有一畝五分地？」黃海燕問。黃海燕是平壩區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在塘約村采訪，對當地有些方言聽不懂時她就給我翻譯。

王學英是從外村嫁過來的媳婦，她和孩子都沒有地，這一畝五分地是她丈夫的承包地。而三十多年前，這地最初的承包人也不是她丈夫，是她丈夫的父親。後來，做父親的把承包地分給幾個長大的兒子，她丈夫就只分得一畝五分。

為了攢錢還債，在丈夫去世後，她自己和四個孩子都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都是親戚鄰居送的。孩子的衣服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縫縫補補，直到不能再穿。沒有給孩子做過一個生日。過年，孩子也沒有得過一分壓歲錢。人家說她「省」，她說她不是「省」，沒有東西可「省」。

孩子的爸爸去世後，最小的兒子只有兩歲，他要爸爸，母親就告訴他，爸爸去打工了。一次兒子發高燒幾天不退，她害怕了，背著兒子到五公里外的樂平鎮去看病。在鎮醫院輸完液，往回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九點，出了鎮子，路上就沒有行人了。

她背不動兒子了，這時的兒子快三歲了，她只好把兒子放下來，牽著兒子的手走。幸好天上有月光，走了一會兒，兒子突然說：「媽媽，我怕，你打電話叫爸爸來接我們吧！」

她心裡一顫，淚水流下來，又把兒子抱起來走。她是有個老手機，也是別人換新手機時把不用的送給她，她有這手機聯繫做工就方便了些。現在她對兒子說：「你爸爸的電話打不通。」

她說丈夫去世後，沒有一個親戚朋友到過她家裡做客。世上有很多人，可她經常感到只有她一個人。多少年了，她都是半夜睡，天蒙蒙亮就起。苦不怕，累不怕，餓不怕，最怕孩子生病。孩子把她抱得緊緊的，然後她跟孩子一起哭，哭得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忽然，聽說村裡要成立合作社了，她是谷掰寨頭一個報名參加合作社的。又聽說合作社要成立建築隊，婦女也可以報名，她又是頭一個報名的。大家也都知道，她這些年盡在建築工地上做小工。

大洪水後，平壩區區委書記蘆忠于到村裡扶貧，看望了王學英和她的孩子，非常感動：「這個母親很了不起啊！堅持把四個孩子撫養大，每個孩子都供去讀書，還把債還了。」

洪水把她家那又小又破的土房子泡得沒法住了，政府撥款幫扶她建新房，合作社的建築隊承建。她就是建築隊的一員，建她的房子，她是拌灰沙的副工，同時還負責做飯給建房的工人吃。這樣她有工資，一個副工一天工資是一百二十元。

但是，王學英沒要。她說：「這是給我蓋房子，我做什麽都是應該的，怎麽還能拿工資呢？」

政府給她建的新房子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在她看來，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說她做夢都沒想過怎麽有這樣的好事。

左文學告訴她，她是精準扶貧對象。她聽不懂什麽是精準扶貧。

黃海燕告訴她，「精準扶貧」是習近平總書記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提出來的，二〇一四年三月在兩會期間再次強調要實施精準扶貧，瞄準扶貧對象，要「重點施策」。這項政策剛剛落地，你就享受到了，是你的福氣。王學英這才有點兒明白了。

但由於這件好事是跟合作社成立一起來的，她總覺得這件事跟合作社有關。現在她心裡就是感到合作社是她的靠山。自從加入合作社建築隊後，她不用自己東奔西顛去找小工幹，有建築隊安排，她有了穩定的工作，欠人的錢很快就還清了。

她說：「我現在什麽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採訪中我還得知，因貧困還欠著債的，村裡有個說法叫「債民」，塘約村有百分之三十的「債民」。

左文學告訴我：「他們，都是最擁護成立合作社的。」

原因就在於，他們平日在困境中比別人更體驗著孤獨無助，現在也更感到合作社是他們的靠山。

合作社建築隊總隊長叫彭德明，今年六十六歲。多年來，他一直在本縣內做工程，石工、泥水工、木工都會做。人民公社時期，他當過大隊出納、保管員，土地承包制後當過村委會副主任，有管理能力，有公信度，大家就選他。

彭德明介紹說：「搞建築，一般兩個主工，需要一個副工，副工主要是婦女。」

講到婦女，我想知道作為副工的婦女主要承擔什麽。彭德明說：「副工攪拌灰沙，把磚放到提升機裡，運上腳手架。有集體，能安排，婦女就有活兒幹。」

他還說：「我們建築隊，主工每天工資三百元，副工一百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以此算來，作為副工的婦女，月薪至少可拿到三千六百元。

「也有婦女是做主工的。」左文學說，三十歲的王橋仙就很出名，遠近的人家都喜歡她粉刷的墻壁。

建築總隊下面有十二個隊，共二百八十六人，分水泥工、粉刷工、石匠、水電安裝、室內裝潢等工種，其中婦女近百人。

合作社運輸隊的隊長叫劉堯光，他的父親劉仁全當兵時學會駕駛，退伍回鄉後開拖拉機，後來買車跑運輸。劉堯光十來歲就跟著父親在車上跑，很早就學會了開車。

運輸隊有四十多人，六成以上是打工回來的。土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後，合作社出面擔保給農戶貸款，沒車的可以用貸款買大貨車或中型車。現在運輸隊有四五十輛車。開大型車的每月收入三萬元左右，開中型車有一萬多元，沒出車的日子還可以做別的工。

就在他們投票公決後不久，塘約村合作社把老隊部的舊樓拆了，蓋成一座更大的新樓。這新樓就是他們自己的建築隊和運輸隊合力的「作品」。

二〇一五年四月，塘約村的運輸隊正式成為運輸公司；建築隊成為建築公司，註冊資金八百萬元；還建立了一個水務管理工程公司，把全村自來水、提灌站集中起來管理，註冊資金九百萬元。

現在可以歸納一下，塘約村成立合作社後，第二步就是產業結構調整。之前，土地的產出率不高，商品率更低，現在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這無疑得益於產業結構調整，然而產業結構調整是從組織生產的技術層面去說的，深刻的原因還是把全體村民重新組織起來，才有如上所見嶄新的勞動生活。現在，塘約村支兩委更加認定自身的責任和意義，進而知道，就在這鄉土裡還有更多農村資產需要確權，並落實到集體和每一個村民。（連載完）

（轉載自《人民文學》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