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云云（右一）與文友們在北京與陳映真先生相聚

♦文／葉芸芸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最早是透過閱讀《麵攤》。是在明星咖啡走廊下周夢蝶書架前的小板凳上讀的。那個下午，台北的天空有點陰沉。我有一股複雜的感動，還有一些自己說不清楚的疑問。我並不十分理解作者要傳達的是什麼？  後來閱讀《將軍族》，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兩個誠實有尊嚴的社會邊緣人在底層的掙扎，為我開啟了直面社會的一個全新的視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位作者因為讀禁書搞組織已經進了高大圍牆的牢獄。映真先生自己稱這七年牢獄之災為「遠行」 。他遠行久客綠島，就是我從小聽到大人口中說的火燒島，那個關押著很多思想犯的地方。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就在綠島，映真先生遇見了已經被經濟成長所腐化的故鄉社會所遺忘的一整個世代的人；他和白色恐怖年代的歷史，那被國家暴力所湮滅卻不曾完全死去的歷史，有了一次深度的正面對質；他接續了被不正義斬斷的歷史。

遇見映真先生卻要等待比十年更長的時間。直到1983年，他受聶華苓女士的邀請到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作家計畫。落葉繽紛的秋天，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客座訪問的戴國輝教授來到愛荷華大學，與映真先生以「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為題有過一次長談。兩位先生的對談由我整理成文字稿，刊登在紐約發行的《台灣與世界》月刊，引起一次關於台灣意識的論爭。映真先生的美國之行也使得眾多海外關心人士與島內《夏潮》雜誌與後來的《人間》雜誌有了連繫與交流，影響了不在少數有理想有使命感的年輕人，學成後返台服務，直接參與解嚴之後發生在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

1987年，《台灣與世界》月刊在紐約辦了一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之後，終於停刊。1989年，台北的《人間雜誌》也停刊了。兩份雜誌都堅持了四年多，發行四十多期。意外地接到映真先生一封來信，他對不免有幾分失落的我，說得冷靜堅定:

「《人間》停刊了，但請不要那麼地傷感。它已經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讓知識份子和學生，從民眾的視角去理解當前台灣的生活，理解『台灣經驗』的陰暗部，喚起關心人，關心生活、關心自然這些與資本的邏輯相背反的價值。然而如果台灣沒有更實事求是、更基於現場和生活的進步的組織，去集中和表現進步、批判與改造的意志，《人間》辦得再久，也無法將它的思想、價值和政治影響落實、積累和集中起來。這是我們下一個任務吧。」

映真先生的書寫和他的行誼，一再地讓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道德感。在他極少數的散文作品中，《父親》最是讓人動心動情，文中說到皈依基督的父親，曾經幾次表達對日本『無教會主義』基督教徒矢內原忠雄的崇敬。矢內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揭露日本在台灣的糖業帝國主義掠奪，並公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記得多年前在《葉榮鐘全集》的發行會上，我曾提到家父是矢內原為撰寫《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而到台灣考察時的嚮導與翻譯，日后留學日本成為矢內原先生在東京帝大的特別旁聽生，也是先生在家中開堂講授聖經福音的第一個學生。讀了《父親》，我才明白那天會後，映真先生何以激動地對我說；「我以前竟不知道，葉先生與矢內原先生有這樣特殊深厚的關係。」在1960年代，當他在思想上日漸激進的時候，父親雖然察覺他的傾向卻不曾阻止，只是耐心地與他談論許多嚴肅的問題。他說父親對於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這條道路深有同情，也有期許。對於文革的騷亂，卻有深沉的宗教憂慮。入獄之後，他才逐漸明白父親是懷著何等深沉的憂慮與恐懼，百般叮嚀他：追求世上的正義，不能忘記人原有的軟弱，不能失去靈魂的潔白，莫因傾向變革而捨棄信仰，要像矢內原忠雄那樣，變革實踐與宗教信仰是可以相互豐富的。

朋友們懷念他待人的誠懇、体貼與人情味。他身上總有一股能夠感染人的自在與從容。他對人的關懷真實而謙抑，特別是對那些處於弱勢的人。他也從不介意一個人的學歷、地位或是年齡。曾經不只一次，映真和麗娜專程到台中探望我的母親，還送去一隻每天愉悅地歌唱的小鳥（石燕） 。小鳥既是來陪伴老人家，也需要老人家的照顧，他竟如此細心設想為老人家排解寂寞。2006年去北京之前，他們再次來到台中。那是個五月天的黃昏。他們在母親房間裡的兩張沙發椅坐下來，寒暄家常之間，映真的目光一直流覽貼著母親抄寫的佛經以及臨帖的書法習作的那面牆上，然後他轉過身來問我：「母親為什麼要搬家？」，我老實回答說是因為銀行債務房子被查封拍賣。映真望著麗娜，輕聲的說：「啊，是和我們一樣的情形。」

那並不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映真先生。兩個月之後，我和幾位文友在北京再次見到他和麗娜，還留下一張眾人合影的照片。那一夜，大家因為看到他的健康狀態而心情沉重，返回旅館的車上，一路沉默無言。然後，傳來的是他中風病倒的信息。然後，十年竟然就這麼過去了。

朋友們也能感受到映真先生的寂寞或是孤獨。王安憶的《烏托邦詩篇》述說1983年她在愛荷華的第一次美國經驗。她是這麼提到映真先生的:「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19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大陸，在告別革命、反思激進主義的視野中，勇往直前發展經濟。映真先生懷抱第三世界觀點，對大陸摸索社會主義實踐的焦慮，如同他在美日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台灣呼喚吾人睜開左眼、去殖民地化，也許不合時宜，卻是這時代僅有的警世鐘聲啊。

對於我來說，他的小說其實是最為真實的歷史的救贖，是對冷戰─內戰雙重体制下被美國化改造的台灣社會的深刻批判，也是對理想主義者的反省與鞭撻。映真先生從來不只是一個小說家或是評論家。他始終清醒直面歷史。他是一個心懷悲憫而又理直氣壯的實踐者。翻開80年代的台灣社會史，從鄒族少年湯英伸事件、鹿港反杜邦運動、基隆八尺門的原住民、北台灣的多次煤礦災變、工人邱惠珍、一直到發現清理六張犁白色恐怖年代受難者的亂葬崗，他都是一名肩負時代使命感的戰士，義無反顧地走進現場。

映真先生遠遠走在前面。他思索，他孤獨，因為我們沒能趕上他。他對歷史變遷的敏感難以被同時代的人所理解。雖然，他說平生最大願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背脊挺直的中國人。但他所提出的問題絕不只是針對台灣或是大陸。他對第三世界、對社會底層弱勢族群的關懷與認同，他對物質消費主義、殖民帝國主義以及跨國資本企業的批判，更是出自對全球全人類的觀點。他思索建構一個更為光明、更為公平而有正義的人類社會所提出的各種質問，我相信，將會一再地被人們重新思考。

映真先生是朋友們心中共同的一座燈塔。他使我看見人間光明的存在。我因此而相信人類幸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