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毅夫

「高山族」一名的由來

1993年2月，我為寫作《台灣「高山族」之名的商榷》（收拙著《台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9月版）向陳國強教授請益。承陳國強教授告知：「高山族這個名字，同新聞界的老前輩李純青有關係。」

陳國強教授是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著名學者，曾主持《高山族社會和歷史調查》（1958）研究計劃；李純青曾任台盟總部副主席。

幾年以後，我在陳國強教授等人編寫的《高山族歷史研究》（中國人類學學會1999年編印，非版本書）讀到詳細說明。略謂：「新聞界老前輩李純青（1908-1990），曾任台盟中央評委主席，早年任《大公報》首派駐台北記者，介紹當時報界遇到的難題，是台灣少數民族的名稱怎麽辦的問題。因次日新聞報導的需要，經多方商討，最後採用了「高山族」這個名稱。其意是，（一）否定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歧視性和殖民主義性質的族稱「蕃族」和「高砂族」；（二）台灣島雖小，但它自北到南有62座3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3500米以上的22座，最高的玉山是3995米），屹立在祖國的東方，稱得上是美麗的高山之島，自古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少數民族，是勤勞勇敢、不屈不撓的民族，有資格被冠以這一高尚的名稱。」

茲就聞見所及，補充如下資訊：

1．1945年10月18日，《台灣新報》以《高山兄弟歡天喜地》為名報導「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的少數民族住民聽到「日本降伏」消息的歡喜情況，以及「『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的訴求。在這則報導裏，「高山族」之名呼之欲出也。

2．從李純青早年的訪台作品來看，刊於1945年12月6日重慶《大公報》的《愛國熱潮中訪問台灣寶島》裏，用「番社」「番民」「理番」「生番」等名；刊於上海《大公報》1946年1月18日的《認識台灣同胞》裏，已改用「原住民高山族」「高山族」的名稱。

3．從官方文件看，制訂於1945年3月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有「對於蕃族，應依據建國大綱第四條之原則扶植之，使能自決自治」之條款；1946年7月22日《花蓮縣花蓮區士林鄉高山族概況》乃使用了「高山族」之名。

4．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花蓮縣紛擾紀實》（1947年3月18日）有「高山族秀林鄉長林明勇」「高山族阿眉族有識之士亦不附和」等語用了「高山族」之名；1947年3月26日，奉命到台「宣慰」的白崇禧《對高山族廣播詞》10次使用「高山族」之名。

5．1949年2月26日，香港《華商報》刊發消息《台盟代表謝雪紅安抵解放區，台盟向新政協提出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消息披露謝雪紅將向新政協提出的處理台灣問題的五點意見（我稱之為「謝五點」），其第五點是「居住本省之弱小民族（高山族）享有平等之權利，不受任何差別歧視，各種族得在現住地域建立各自治單位」。香港《華商報》當時是中共華東局掌控的報紙。謝雪紅的意見用了「高山族」之名，也顧及了高山族的「各種族」。

6、我藏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編印的《華北軍大》第25期增刊（1949年9月）。該書所收《台灣隊兩年來教育工作的幾點經驗》（施均、辛喬）3次使用「高山族」之名：「漢族和高山族」「一個高山族同志田福達」「打破了回台灣先解放高山族的狹隘想法」。該文作者之一的「施均」當時是台灣隊政委。

熟詞：「中華民族」

1920年，梁啟超在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創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不是民族學意義的「民族」的概念，而是政治學意蘊的「國族」的概念。

「中華民族」是在中國這個共同疆域上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的各民族的總稱。

1945年10月18日，《台灣新報》載《高山兄弟歡天喜地》，其文曰：「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視察員王萬得，十七日自山界歸來，訪問本社。關於日本降收以後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來，巡訪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聽到日本降伏之喜訊，也同我們兄弟一樣，手舞足跳。他們極喜歡，切實要變中華民族，這樣希望也要本省人後援始可達其目的。又關於『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即近日）遣代表要歡迎陳長官之計劃云。」

其時距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尚有7天，「陳長官」即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尚未到台，台灣少數民族各族群乃以「切實要變中華民族」為大歡喜，因為台灣就要回歸祖國，台灣少數民族各族群重新與大陸各民族擁有中國這一共同疆域也。王萬得後來曾任台盟總部副秘書長。

「中華民族」在台灣是「熟語」，也是「熱詞」，在台灣「日據時期」「黨外運動」時期也是閃亮的概念。

例如，1924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裏的法庭辯論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驕傲地聲稱「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

又如，1979年8月15日，台灣「黨外運動」的重要刊物《美麗島》發刊詞也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略謂：「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折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1800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

台灣「棄民」

1895年3月23日，清朝政府被迫與日本明治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經光緒皇帝與明治天皇分別「用璽」即蓋印批準後，於當年4月14日換約。

約之第二款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列入「劃界以內」，「永遠讓與日本」。是為割地條款。

消息傳來，舉國悲憤。輿論大率以「痛失山河」為題。例如當年5月，吾閩先賢林紓在為《周莘仲廣文遺詩》所寫的引言裏寫道：「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余杜門江幹，以花竹自農，一鋤之外，了不覆問。今校聞先生遺詩，感時之淚，墮落如濺，念念先生於無窮矣。」情詞感人，令人不禁仰天扼腕長嘆息也。

然而，割地條款的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1895年農曆四月初四，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黃宗鼎、羅秀蕙，「取具同鄉京官」台灣進士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在光緒皇帝用「璽」即批準《馬關條約》之前，向都察院上書，力爭不可。其文以「台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中心意思，略謂：「林爽文之亂，諸羅一縣被圍半載，義民四萬死守城中，以地瓜野菜充食，卒能力遏兇鋒，保全台地。高宗純皇帝諭旨嘉獎，賜名嘉義縣，是台民忠義之氣久蒙聖鑒二百年於茲矣。甲申法人內犯，由滬尾登舉，台民奮力死戰，殲斃法酋，此尤明效大驗者也。」又謂：「與民生為降虜，不如死做義民。」

在台灣近代史上，棄民和「棄民」的概念乃發生於茲。

1905年，台灣詩人洪棄全在《台灣戰紀》一書的自序裏寫道：「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棄地，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軏斷於一旦，以偷目前一日之安，任天下洶洶而不顧，如割台灣是已。」

1934年，台灣畫家劉錦堂（王悅之）有詩曰：「台灣淪亡四十年，棄民不復有人憐。送君歸去好耕種，七十親慈依杖旋。」又有《棄民圖》名震畫壇。我觀《棄民圖》，心有戚戚焉。圖中棄民並非衣不蔽體，而是鞋、帽、衣、褲，一體嚴實。畫家的匠心於此具見：有誰能看到棄民身上的傷、心裏的痛呢？

「台灣人的悲哀」

我藏有台灣旅平同鄉會、天津市台灣同鄉會、台灣省旅平同學會編印的《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1947年4月20日）之複印本。

書中有刊於北平《世界日報》1947年3月8日的《台灣人的悲哀》，副題是《當了五十年的奴隸，如今又沒飯吃了》。其文記當年台灣米荒、物價飛漲、失業劇增、學潮頻發和自殺、貪汙等社會問題，以及「台人口中失望論調」甚詳，描述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很可注意。

作者薛綏之（1920-1985）是山東鄒平人。台灣光復初期在台北擔任國文教員，兼任北平《世界日報》駐台北記者。薛綏之後來歷任山東師院、聊城師院和山東大學教職，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

薛綏之首次用「台灣人的悲哀」深刻地表達了「外省人」對「台灣人」的同情。

薛綏之另有《旅台雜記》刊於《北方雜志》第6期（1947年5月），亦很可注意。

「國語」和「普通話」

常聽台灣朋友說起，台灣說「國語」，大陸講「普通話」。實際上，「國語」「普通話」以及「華語」都是我們使用的「共同語」的名稱。

周有光《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序》謂：「共同語的名稱也經過演變。清末民初稱『國語』（國家共同語）。五十年代稱『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1982年的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全國共同語）。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稱『華語』（華人的共同語），名稱不同，實質相同。」

實際上，從清末民初迄於今日，「國語」和「普通話」之名在中國一直是並用的。

清代末年的情形是：

1．1906年，拼音文字的制定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話」之名。

2．「（1910）年底，議員江謙向資政院提出了一個說貼，對學部奏報的《分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中所列國語教育事項，舉出八點質問，提中包括：是否主張用合聲字母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

3．「1911年，清朝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這個提案為統一國語提出了很具體的措施。」

民初迄於民國38年的情形是：「國語」之名被普遍使用，「普通話」（或「普通語」）之名也被通常使用。

茲舉例說明和證明使用「普通話」或「普通語」情形。

1．魯迅《兩地書·四二》：「校旁只有一店，店中人能說幾句『普通話』，但我懂不到一半。」

2．魯迅《兩地書·四六》：「昨天雇了一個人，叫做流水；然而是替工，今天本人來了，叫做春來，也能說幾句普通話。」

3．魯迅《我的種痘》：「他用了很流暢的普通語，勸我們從鄉下逃來的人們，應該趕快種牛痘。」

4．陳萬里《泉州的第一次遊記》：「護路軍隊多山東、河南人，跟他們說普通話，居然稱『老鄉’』。」

5．張星烺《泉州訪古記》：「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語。」

6．張星烺《泉州訪古記》；「適有晉江人陳育才者，能普通語，來周旋吾輩。」

7．張星烺《泉州訪古記》；「鄭先生能普通話，問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談，有其先人豪爽之風。」

8．鄭時霖《台灣考察報告（1938）》：「辜氏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現年七十一歲，原籍福建同安，先世移居台灣，迄今已百餘年。辜氏操普通話甚純熟，年雖古稀，而精神矍鑠。」

9．鄭時霖《台灣考察報告（1938）》：「杜氏為台灣醫專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技師，曾旅華多年，操普通話甚純熟。」

10．台灣義勇隊《台灣先鋒》：「葉同志是台灣屏東人，回到祖國來只三四年而普通話卻說得很好。」

11．台灣義勇隊《台灣先鋒》：「本隊每星期六均有一次講演比賽會，主要目的在使同志們練習普通話和增強對某問題之認識。」

1949年迄於今日的情形是：大陸地區在1955年確定「普通話」為共同語之名，台灣地區則普遍使用「國語」之名。

大陸地區確定以「普通話」為共同語之名乃是出於如下考量：「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共有56個民族，其中漢民族人口占全國總數的94%左右。國家實行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政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自由。』此後，歷次憲法都明確重申：『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在國際活動中，漢語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過去叫『國語』。新中國成立後，為避免『國語』這個名稱引起國內少數民族的誤解（以為國家只推行漢語而輕視或歧視少數民族語言），所以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經過研究討論，決定將規範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話）定名為『普通話』，並確定了普通話的定義和標準。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現代漢語』。」

在我看來，此一考量照顧了少數民族的感受，是相當合理的。囿於歷史條件，「將規範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語）定名為『普通話』」的約定不曾及於台灣地區。然而，「名稱不同，實質相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