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睿

說起奧運國族主義，傳統上是被套用在前蘇聯、東歐、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選手的政治概念，這會讓人回想起冷戰時期一些「政治干預體育」的往事。就經濟角度來看，物質條件或資本積累較不足的國家，由於財力、設備、福利和保障的欠缺，其選手必須極大化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以意志克服熬練過程中的艱難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族主義作為一種集體歸屬感，就成為驅動這些窮選手高揚意志的最大能源。再加上資本主義陣營在全球地位的壟斷態勢使然，社會主義國家在奧運會這種難得跨越冷戰壁壘的全球化場合中，必然藉機透過其選手的表現來較勁，以提高自己在全球範圍內的地位或影響力。也就是說，越窮越弱的國家，其奧運選手表現的群性就越高，所背負的國族主義壓力也就越大。反過來說，越是強大富有的國家，其奧運選手的個性表現較為凸顯，畢竟奧運會不是這些富強國家展示國族主義的唯一舞台，其選手們對於奧運會的認同也傾向於競技運動本身。

以2008年的北京奧運為界。此前的大陸選手由於物質條件和國家實力還沒完全到位，國族主義就成為撐持他們刻苦訓練、出類拔萃的精神支架。到了北京奧運時，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重擊歐美資本主義富強國家，後者束手無策、人心徬徨；而相反地，大陸多年苦練的內功卻要在此時變現，經濟發展和國族主義都在此時準備攻頂，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成雙到位，加上東道主優勢使然，造就了選手們獎牌數全球第二、金牌數全球第一的空前紀錄。此後，大陸直趨既富又強的同時，其奧運選手的心態也起了集體性的變化──強大優秀依然，卻減少了奪牌強迫感，倫敦奧運和里約奧運就是很好的說明，「傅園慧現象」是不可能出現在北京奧運之前的。

再看台灣的奧運國族主義，隨著經濟發展和物質力量的持續疲軟，而呈現反向增長的趨勢，這就符合青衫客的言歸正傳了。也就是說，在2008年前後，台灣的奧運國族主義有增無減，其悲催程度和朝鮮屬於同一個級別，其輿論激情也不遜於李春姬的檔次，這反面說明台灣的窮弱家底。以跆拳道為例，自從2000年雪梨奧運納入跆拳道項目以來，這一門台灣選手的專長就注定成為台灣國族主義者的獵物。16年來，台灣跆拳道選手收獲了8面奧運獎牌，但呈現先盛後衰的趨勢──2012年倫敦奧運只有1面銅牌，今年里約奧運則沒有任何獎牌。這既反映台灣國族主義的作用衰疲，也印證16年來政經體質惡化對運動競技發展的負面影響。換言之，台灣國族主義的見獵心喜，是以跆拳道競技運動的質變乃至衰頹為代價的。2004年雅典奧運時，台灣2金1銀已達巔峰；到了北京奧運，台灣退步為2銅，同時大陸1金1銅，消長可見。再考慮到北京奧運是在突破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性抵制(例如聖火傳遞)中實踐，便知前述消長的國族主義因素。

以蘇麗文為例，她在北京奧運的表現，是充分讓觀眾感受她的頑強意志。不過，稱頌她的兩岸媒體都沒有堅守運動競技的本質和奧運會精神來評價這件事。畢竟，做為全球化意義的奧運會，既不適用於過度的國族主義政治性操作，也不宜淪為個人意志的演繹場；克羅埃西亞的選手以及當場的裁判員，其公平競技和客觀裁判的環境不應受到單方面情緒的影響，同時，這也是全球觀眾的正當權利。然而，台灣國族主義者不斷消費蘇麗文負傷的腳趾與韌帶，還要將後者置入中小學教材來行銷，全然不顧跆拳道運動的意義，也不管體育競技的本質，把國族主義凌駕於全球奧運之上。其結果，只能是自取其辱。果不其然，在京奧翌年的東亞運男子跆拳道比賽中，鄭大為的跆拳道專業就被獻上台灣國族主義的祭壇；獻祭的是不懂跆拳道的曾志朗，其後還有戴遐齡和一些名嘴陪祭。接著，在2010年的廣州亞運跆拳道比賽，因楊淑君電子襪事件在場上抗議1個多小時，全島輿論接力熱炒，炒到最終還是接受判決違規。如此一來，台灣的能見度是提高了，但給世人留下的印象已無關跆拳道。

衰疲的政經實力和炒作的國族主義相互依存，卻也相互毀滅。在這種環境下，必然逼走不願陪葬的選手和潛在選手，良禽擇木而棲始終是硬道理。如此一來，包括跆拳道運動在內的台灣體育，就只能成為國族主義犧牲品。這時候再祭出國族主義來群轟出走選手「不愛國」，徒然是暴露自己的窮、弱、酸而已。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手出走資本主義富國，總被說成是「投奔自由」、「脫離鐵幕」；一旦輪到自家選手琵琶別抱時，卻變成「不愛國」。這種政治操作的格局，遠去奧運會精神不說，還有何顏面嘲笑頻向祖國與領導感恩的朝鮮選手？

運動和競技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或欲望，競賽形式則是後天人為的創造。在以國家為競賽代表單位的現實下，奧運會本身涵蓋了人類所有的政治邊界。但奧運的可貴就在於全球意義的和平競技，全球觀眾透過奧運會而接受多元共存的文明和價值洗禮。就這種視野來看那些借奧運會自賤自欺的政治言論，可知國族主義也是有品質高下之分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