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方遠

今年「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在豔陽和暴雨中順利結束。今年的秋祭對我而言特別有意義，因為現場來了幾位母校的師友，自覺地追索這一段被湮沒的歷史，並且以不同的形式來「補課」。我的母校，不明就理的人多半以為它與曾經的黨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事實上，草創初期的幾位要角，投入了反抗殖民統治，並且與光復初期地下黨人之間有著難以言明的複雜連結，恰恰是戰後台灣政局的縮影。然而，這所低調置身於半山腰上的學校，正如這座小島一樣，始終回避著自己與歷史的關係。

秋祭過後的晚上，無意間在網上看到兩份材料，讀後心情頗為焦躁。一份材料是，北部一所在1949年「四六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大學，該校學生2012年組織了一部紀念「四六事件」的話劇，不知所本為何，劇中特別強調了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在獄中送別難友的《安息歌》，是改編自一首日本海軍軍歌，「以紀念死難的同袍」。

雖然我並非白色恐怖的研究專家，但在我接觸過的「老同學」與閱讀過的相關資料中，從未聽聞《安息歌》源起於日本軍歌。邱士杰先生的考證，已經為《安息歌》誕生與流傳的軌跡繪出清晰的輪廓了。他的研究指出，《安息歌》是為了悼念1945年雲南昆明「一二．一慘案」的死難烈士，由當時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著名女詩人成幼殊（其父即為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先生）作詞，並由同校學生錢大衛譜曲，兩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一二．一慘案」點燃了全中國反內戰運動的野火，而《安息歌》又以不同的歌名或略加變動的歌詞在各地的運動中傳唱，並且輾轉傳播到了甫光復的台灣，成為了同志之間互相鼓舞的革命歌曲。至今，每年馬場町的秋祭都會唱響《安息歌》，這非但不是一首日本軍歌，反而見證了「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

另一份材料，則是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今年10月在香港的一場演講講稿〈一首歌，一個時代〉，文章同樣提到了《安息歌》。這位穿梭於兩岸三地的文化名人，1994年就在《中國時報》寫了篇短文〈誰是官兵？誰是強盜？〉，將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喻為該殺的「強盜」，而加害者國民黨自然而然也就被她洗白為代表光明的「官兵」。如今，她在講稿中以其一貫的筆法，不失矯情地將她眼中的「強盜」向難友道別並自礪的《安息歌》形容為「人生最後的嘆息聲」。顯然對她來說，追求民族統一與社會主義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她在《大江大海1949》書中所鼓吹的「光榮的失敗者」還不值。

無論《安息歌》被解讀為日本軍歌，或是一聲嘆息，這首連結兩岸歷史與現實的歌曲，在這個人人夸談白色恐怖的時代裡，卻已模糊了原來的面貌。想起今年秋祭隔天中午與一位老師討論電影《一八九五》，進一步聯想到當代台灣由日本想像而來的認同邊界不斷在擴大，已經蔓延到了對於生與死、失敗與光榮的認知態度，從而又以此來解釋歷史。可能在這種想像的作用之下，《安息歌》就被想當然耳「接軌」上了日本軍歌。那麼，歌詞中的「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如何界定「民族」與所愛的「國」，當代台灣聽眾大概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解讀了。在歷史面前，一切的客觀存在都已經不再重要，眾人所在意的，反而是由生活習慣與社會氛圍而來的「感覺」，依憑「感覺」來判斷歷史，以「我覺得……」取代了正義、真偽與是非。

如此面對歷史的態度，恐怕不能僅僅以李扁「去中國化」來草草解釋，甚至冷戰／內戰的「雙戰結構」也已顯得不足，還必須將前殖民地的歷史經驗考慮進來才行。將這段超過百年的複雜歷史做為中國近代史的特殊組成部分，才可能在當下去理解馬場町秋祭現場外圍一雙雙冷漠的眼神，以及秋祭雖然是活生生的歷史證言，但為什麼彷彿是真空地存在於現實的台灣之中。

走筆至此，又聯想到今年台北電影節有一場次播放《超級大國民》，映後座談台上台下高談闊論空洞的「轉型正義」。還有人說萬仁導演發明的「二條一」手勢，象徵著台灣社會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勝利」。或許是「勝利」沒錯，因為當前主流的白色恐怖論述已經不再以「冤錯假案」做為掩蓋，甚至肯定受難者與地下黨的關係。但是這樣的歷史認識卻又與現實完全割裂，「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成為替台灣「多元文化」背書的一塊「化石」。

莊嚴的歷史因為與現實密不可分，所以沉重。但是在感覺至上的年代，只能簡化為廉價的眼淚，輕如鴻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