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立本

重讀╱深讀陳映真

讀者長期慣以特定視角讀陳映真小說，特別是愈早的小說，愈容易將小說主角讀成陳映真。如吳錦翔，惶惶的左派青年，似因改革無望而走向自殺；曖昧不明的文學結構，或角色的自我陳述，似證成〈試論陳映真〉中空想小資產階級性，或個人抑鬱情緒。讀者從中尋找自己所認識或自覺認識的陳映真形象。此種過快的直接疊合，也取消人們的動機：我們都知道陳映真，陳映真是左派，是統派。只是如此？我們已經知道陳映真了嗎？

後設閱讀阻礙整體思考文本的內在複雜性，也阻礙人們認識不同時期的陳映真之所思或困難，更阻礙人們認識陳映真如何因著時代、時局而有思想上的進階或新的困難。現在我邀請讀者翻開小說，通過極為壓縮的台灣光復後的故事，重讀、深讀陳映真，再探吳錦翔的秘密，也重新感受小說家如何「尋找千萬套瑰麗、奇幻而又神秘、詭異的戲服」，如何妝點「他激烈的青春、夢想和憤怒、以及更其激進的孤獨和焦慮（語出〈後街〉）」。

吳錦翔不是陳映真

吳錦翔估計生於1920年，傳說吃過人肉。這在小說發表的1960年或許已難想像，何況今日。認知落差可能使「人吃人」被視為「純」「文學象徵」，但人吃人首先是事實，然後才是寫作安排。

戰爭剛結束，《台灣新生報》就陸續揭露戰時狀況。隨著散落的人們參差回台，1945年12月24日《台灣新生報》第三版出現這樣的採訪內容：「…以日本刀，割其臂、腿、或心臟切成薄片，懸掛廉前曬乾然後和醬油及糖烤熱，以為飲酒之餚名為『耶歧脫利』即燒鳥！…」同日第四版（即日文版），黑底標題醒目〈比島台胞地獄より帰る〉（在菲台胞從地獄歸來），同版〈蓬頭垢面、生色なし 死線彷ふ同胞の消息齎す〉報導戰爭末期台灣人原日本兵在皇軍潰逃過程所見，而〈台胞を射殺、肉喰ふ 大部分は生死不明〉更證言，日本軍在美軍追擊下深入內陸，物資用盡致使逃兵發狂、愈顯暴虐，甚將台灣人殺死烹煮……。

吳錦翔也是愛國之人。經過數十年「民族自決」論、「台灣主體」論…等意識形態爭鬥刨洗的今天，恐怕許多人更無由理解：出身窮苦佃農家庭的台灣青年如何「對於自己之為一個中國人感到不可說明的親切」？

同是1945年底，同是《台灣新生報》的日文頁，吳思漢的〈思慕祖國不遠千里：一台灣青年的歸國記〉從12月19日開始七天連載。「吳思漢報告了自己為了參加祖國的抗日戰爭，不惜放棄京都帝大醫學部學業，隻身穿越朝鮮半島，過鴨綠江，潛入東北、華北淪陷區，再突破前線封鎖，深入內地，最後終於抵達重慶的艱難而曲折的過程。（註1）」吳思漢不是孤證，殖民者的「皇民化」政策無法阻攔台灣青年們紛紛出走，在戰事愈緊的1940年代中期重山萬水尋找革命。吳思漢們在不明白革命實況的情形下抵達國統區，再因不同線索左轉、與共產黨產生關聯，並不幸地，又紛紛在1949年戒嚴令後的雷厲風行中，被捕、受整，或槍決。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後改組易名換了總編的《新生報》便又有這樣的消息：〈不法叛逆危害黨國十四匪諜槍決〉，26歲青年吳思漢就在名單中。

依據「人間」出版社的小說版本，吳錦翔秘密地參加過抗日活動。但在1960年《筆匯》原刊版本，小說家明確標定吳錦翔背景，「曾秘密地參加過文化協會的活動」。由於讀書與活動，「銳眼的日本官憲便特意把他徵召到火線的婆羅洲去」。1950年代政治受難人辜金良的口述，支持了小說家「虛構」的合理性。辜金良出生1915年，少時常去聽「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的演講，「在地方當局眼裡早已是反日份子，於是首先成為藉機抓去當軍伕的對象（註2）」。

不知陳映真在1960年是否確實曉得以上事，也許當時比今天更容易聽說。然而，於今已鏤空、遺忘或經剪貼編造的，甚至2016年仍然不能大聲喧說的上述歷史細節，或許頂著更大風險幻蹤於小說家筆下。這不意謂大學生小說家在當時就知道世界全貌，卻突出了〈鄉村的教師〉與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幫讀者換個感覺讀小說。吳錦翔不是照抄真實人物，〈鄉村的教師〉卻是揣摩特定時空與人。

不可思議的1960年代證詞？

小說「現實」不等於歷史白描，但不能不留意〈鄉村的教師〉首先是時代的證言。〈鄉村的教師〉證實，起碼1960年就有兩種今日常見的歷史議論╱記憶。例如類似「乞丐兵」的形象，吳錦翔見軍隊有笨拙綁腿，聞著兵有體臭、軍食氣味不同尋常。又如「省籍關係」，吳錦翔逐漸感受到村人的省籍芥蒂。

如我們所知，上述「記憶」在今日語境不僅指向反感與反對國民黨，尤其敷上片面化了的「後殖民」等學說後，逐步過渡為反對中國殖民的「證詞」。但吳錦翔卻不是這樣，吳錦翔駁斥了這倆敘事的普遍性。他如何不是？這線索引領我們進入小說家以歷史展開的鋪陳，他的第一層思想轉化。

從樂觀熱情到混亂朦朧

吳錦翔歸來時（光復近於一年，故應指1946年夏天左右），一切已近復尋常。吳錦翔歸來的消息雖掀起山村人們的幾些興奮，但別的似乎沒什麼變。勞苦的人們還是勞苦，依舊為生活所「惡意追趕」。但是戰爭終於結束了，那場戰爭讓吳錦翔感覺「人無非只是好鬥爭的、而且必然要鬥爭的生物罷了」，它終於過去了。

於是，不可思議地活著回來了的吳錦翔，4月被鄉人舉到山村小學裡任教後（1946年夏天後第一個四月，推理為1947年），「小知識份子的熱情便重又自餘燼中復燃了起來」，忽然他在戰爭以前的情熱都甦醒了，且少年的信仰「都載著仿彿更具深沉的面貌，悠悠的醒轉了」。

吳錦翔興奮著，搬著指頭咯吱咯吱地響。他情緒舞動：「教書」，這種入世的熱情；和由於戰爭結束而來的樂觀；及吳錦翔裡面「有一種他平生初次的對於祖國的情熱」。情緒暫時壓抑了戰爭記憶：爆破，死亡的聲音和臭味、熱帶地的鬼魂一般地婆娑著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陽…。樂觀與熱情也讓吳錦翔覺得「這是個發展的機會呀」，於是當他在學校教室窗口，看著不曾變化的山村、水田，及不曾變化著的、太陽烘烤著褐黑色背脊的農民，及破敗但仍不失有其生命的農家時，便自言自語到：

一切都會好轉的，他無聲地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憲的壓迫將永遠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

樂觀與情熱，也使他一直是熱心的。隔月即1947年5月，國定的教科書到校，吳錦翔積極地想：

設若戰爭所換取的就僅是這個改革的自由和機會，他自說著：或許對人類也不失是一種進步的罷…這世界終於有一天會變好的，他想。

從其語帶保留，知道吳錦翔可能不全然同意此時的政治情況。但小說家的判斷也有幾分道理，從人類歷史的長時期視野，至少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結束了，至少，也不再是滿清封建，故確實「或許」「也不失是一種進步」。

但現實發展不如吳錦翔所料，小說家含蓄地寫：「第二年入春的時候，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甚至伸到這樣一個寂寞的山村裡來了」。我們不清楚吳錦翔所在的「依山的大湖鄉」是否也有事，但村人確實在談論。然而是什麼事呢？我原先和大部分人一樣，認為「省內的騷動」應毫無疑問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然而如果小說家不是刻意混淆時序及語意，小說此時已經發展到1948年了，且內文明顯描述1947年4月剛教書時的情緒至此有著時間性的過渡，所以理當不是在1947年4月的敘述之後又倒敘1947年2至3月（當然也可能是青年小說家細節設定的失誤，故實際上還是指二二八事件）。不過，以含蓄的語調，小說家並未複製歷史的全部細節，因此不需要過於聚焦這是否是「二二八」；反之，「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足見陳映真不是限於「台灣」邊界思考問題。若將「騷動與動亂」視為隱喻，更可以讀出背後始自蔣介石片面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一連串事件；「省內的騷動」可以不只是二二八事件，而可以包含「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等在台灣的迴響，「中國的動亂」則是戰事再度爆發；這些消息以慢步調緩緩流進吳錦翔的小山村。

通過點出「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的消息，小說家旨在凸顯吳錦翔變化的過程。雖然不同於身邊那些簡單而好事、談論著或喧說著誇大過了的消息的村民，且不似村民有著省籍的芥蒂，但吳錦翔沒有被「祖國情熱」遮蔽。吳錦翔「逐漸的感到自己的內裡的混亂和矇矓的感覺」。吳錦翔的思想受到震盪，並且帶來反思契機－因為「讀書」，吳錦翔得以至關重要地：「第一次他開始不用現存的弊端和問題看他的祖國」。

思想震盪：知識與現實接軌

吳錦翔一直是讀書的人，雖然小說家沒說吳錦翔讀過什麼書，我們也不曉得小說家自己還讀過什麼書，然而陳映真通過「第一次他開始不用現存的弊端和問題看他的祖國」表達了思想啟蒙－或再啟蒙。

陳映真既是似乎揣摩台灣左派前行者如何熬過「騷動與動亂」，也是表白陳映真自己藉「知識」的基底而拉開思索距離，從而由於「知識（當然是指特定系譜的知識）」而有思想調整的契機。

這種知識使得吳錦翔的覺醒不是直接否定外在現實，也不是通過其所不願的外在現實而否定自己過去的思想之路。吳錦翔是通過承認、接受現實，而將現實內化，從而清理自身。吳錦翔讀文學，讀地理，讀歷史，也因此一直用心思索「中國的愚而不安的本質」，現實震盪後，小說家恰當地且合理地表述了吳錦翔將原屬於「所思」範圍的範疇現實化。我們也可以說，吳錦翔於是才真正有「內在於中國」的感受：

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而且由於這個理由，他對於自己之為一個中國人感到不可說明的親切了。

自我的、內在的反思，也幫助吳錦翔重新確認現實。吳錦翔閱讀歷史、地理而認識的「病窮而骯髒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執著的中國人」，因此不再是書中的記載，於是當他看著窗外也就有這樣的感受：

窗外的梯田上的農民，便頓時和中國的幽古連接起來，帶著中國人的另一種筆觸，在陽光中勞動著，生活著。

這個重要的思想調整，誠然證實了「祖國的情熱」應當不是不證自明，但更說明了，只有經過這樣的現實刺激從而調動知識調整，吳錦翔方能以非血緣、非情感的，而是現實思索的，從而可能更穩固的方式，以真正理解「中國」。因此，當吳錦翔自語為「悲哀」，我們卻能看見小說家暴露著更多知識細節。吳錦翔原先素樸地覺得「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不失是一種進步的罷」的帶有歷史意味的思索，此時因「現存的弊端和問題」都重新展開了歷史厚度。不僅知識與現實疊合，歷史也與現實疊合了，故得以妥當安置「現存的弊端和問題」：

這樣的中國人！他想像著過去和現在國內的動亂，又彷彿看見了民國初年那些穿著俄國軍服的革命軍官；那些穿戴著像是紙糊的軍衣軍帽的士兵們；那些烽火；那些頹圯，連這樣的動亂便都成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了。

這段引文暗示著「聯俄」，故也暗示了小說家重新考慮中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來的歷史；換言之重新思考中國從封建走向「現存的弊端和問題」的起起伏伏過程，及這樣的過程與當下的關係。從而，由於定義了國民黨現實上的反動的歷史原因，吳錦翔發現，原來，好日子並不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離去而理所當然到來，而原來，革命尚未結束。這才是他嘆息「悲哀」之所在：得繼續面對戰亂。

如果這是對1940年代中後期的歷史揣摩，我們應當很驚訝陳映真暴露了由於抗日戰爭結束而浮上檯面的「兩個祖國」的思考。而如果這是小說家思想的暴露，透過吳錦翔來訴說自己的知識變化，則應當更令人訝異。

由於以歷史視角將現實內化於自身，吳錦翔對這樣的自己的祖國感覺親切，也就同時承認了祖國的各種待解問題，且自己就屬於這樣問題重重的中國的一部分。如此，吳錦翔將眼前的具體景觀與知識上的中國連結，才能在遇到那些不如預想的外省人時，感覺「有些距離，然而這距離是極易於和解的」。且因為此種感覺狀態，當時間過到1949年，當撤退的軍隊來到山村外的祠堂駐紮，吳錦翔特意去看「他們的笨拙綁腿；軍械的油味；兵的體臭；軍食的特別味道」時，才有辦法延伸為「彷彿從他們看見了數百年來的中國的兵火」－歷史依舊是現實的。

吳錦翔在否思中肯認了現實，但我們也感覺吳錦翔的思想在震盪中未曾全然穩固。隨著思想現實化，卻愈顯改革者的徬徨。思想震動、調整的過程裡，吳錦翔不時嘆息「大而暖昧的悲哀」。吳錦翔甚至在想著改革這樣一個年老、懶惰卻又倨傲的中國的無比的困難時，在想像著有一天中國人都挺著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設著自己的情形時，「竟覺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瀆地笑出聲音來了」。吳錦翔怎麼了呢？如何閱讀他所感覺的滑稽？（待續）

註1：藍博洲（2010）《尋找祖國三千里》。台北：台灣人民出版社。

註2：藍博洲（2010）〈還有這樣的臺灣人－辜金良〉，收於《老紅帽》。台北：南方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