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關於近日圍繞著陳映真的論爭，本期推出評議文章一篇，以及趙剛一文，以期使參與論爭的論者的討論能夠有深化的意義，不枉論者的筆墨與精力浪費於口沫之間。
楊翠在臉書回應藍博洲的截圖
♦文／高維宏（彰化師範大學台文所畢業生）
一、失焦的論爭
近日朱宥勳與趙剛關於陳映真的筆戰過後兩日，楊翠發表文章回應趙剛，認為趙剛「你覺得當代台灣魯迅傳統已死，你慨嘆大師孤獨繼承，那就到中國去尋找知音，去成群結隊。」並指控藍博洲撰文攻擊病重的台文所教授陳建忠。藍博洲回文澄清，趙剛則回文批評楊翠的排他性論述。可惜的是楊翠未對藍博洲的澄清作任何回應，反而再撰文批評趙剛斷章取義。
除此以外，論戰雙方皆涉及簡化或全稱式批評的誤區。像是把朱宥勳等同於台文所進而對台文所全體進行批評。一來朱宥勳並未自認代表台文所全體，儘管他自恃台灣文學的專業知識要求趙剛補課。二來台文所之中也有持各種立場的研究者，不宜這麼鐵板一塊地概而論之。至於把趙或藍的看法定調為「你認為美帝萬惡，中帝良善」之類的發言，同樣為非學術性的討論，反而有簡化扭曲對方的看法與「扣帽子」的嫌疑。
楊翠提到陳建忠「從不跟中國『×聯』、『×協』飲酒盡歡」，不過廈門大學的朱雙一在〈由藍博洲將赴北大訪學想起〉一文中細數了自己與陳萬益、藍博洲、陳建忠、楊翠等人交往的經歷。藍博洲亦提及自身與陳建忠的交誼以及一同參加作協會議的往事。藍博洲以「青出與藍」批評台灣文學研究所等同於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政治功能，這種批評以偏概全確實有待商榷。然而把藍說的「青出與藍」輕易地論斷為是在指稱病重的陳建忠，不僅失去學者應有的嚴謹，幾可說是陷藍於不義。
被楊翠批評為全稱式謾罵台文所的藍博洲，多年來一直關注白色恐怖下受難的地下黨人和左翼運動的前輩。如果近來呼籲的「轉型正義」同時包含台獨與左統立場的受難者，在首次總統與立法院的政權全面轉換後，新總統也說過了「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曾經的「受害者」卻要求立場不同的異見者離開台灣，可說是令人感嘆的。
二、被遺忘的文學史
至此，話題焦點已從文藝評論轉變為對群眾的情感動員。不僅開展文學議題的可能性化為泡影，論戰眾人也失去得以相互理解對話的機會。從歷史來看，無論是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或是反對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的高壓統治，過去台獨派與左統派都站在同一陣線。到了2016年的今日，朱宥勳引用美國學者彼得・蓋伊的《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特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一書為現代主義下定義：
雖然有種種具體可觸的差異性，但各方各面的現代主義者皆分享著兩種決定性的態度――第一是抗拒不了異端的誘惑，總是不斷致力於擺脫陳陳相因的美學窠臼；第二種態度是積極投入於自我審視。（p.21）
然而每一種理論都是用以回應特定的時代背景與語境，因此薩依德才會以「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探討理論流動後的有效性以及與當地語義如何結合的問題。朱的援用可說是忽視台灣本土的現代主義源流脈絡。朱對理論旅行的無意識，反倒為陳映真所批評的台灣現代主義在性格上是亞流的，再添一例。
朱無視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再度高舉去歷史化的現代主義文學觀，或可歸因為年輕作家對於文學歷史的遺忘。令人費解的是楊翠最近提到的王拓，在鄉土文學論戰時就與陳映真站在同一陣線批判台灣現代主義的問題。為何與王拓相熟的楊翠一邊致敬前人，一邊卻忽略前人對現代主義的清理，對朱宥勳的現代主義文學觀未置一詞？
東海花園中「和平宣言」石刻全文。
對於文學歷史的選擇性遺忘並不僅限於此。宋澤萊為楊翠的新書《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寫的序提到：「所謂的〈和平宣言〉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內容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永遠無法由陳誠的一句話，就說楊逵是統派。」
事實上，楊翠的臉書上都可見楊翠一家人與東海花園中的〈和平宣言〉全文石碑的合影。全文亦收錄於《楊逵全集》第14卷。宋澤萊不知道〈和平宣言〉全本至今仍存或許情有可原，請宋寫序的楊翠未提醒序言中的疏失而令宋犯下文學史的錯誤，這件事更令人不解。
三、延續前輩作家對台灣文學的討論
楊翠從台獨的脈絡談到陳映真與楊逵的分歧，朱雙一文中引用楊逵的《“臺灣文學”問答》(1948.6.25「橋」副刊，收入《楊逵全集》第10卷)提到：
臺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如果臺灣的託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國派得獨樹其幟，而生產他們的文學的話，這才是對立的。但，這樣的奴才文學，我相信在臺灣沒有它們的立腳點。
從引文中可見楊逵早已認清依附日美的台灣文學的弱點，甚至將之稱為「奴才文學」，日後陳映真也在同樣脈絡下批判現代主義的殖民地文學的性質。近年台灣已有許多關於現代主義如何在美援的國際背景中成長茁壯的研究，都可以作為楊逵或陳映真論述的映證。即使從獨派的角度出發，殖民地性質的文學同樣傷害了台灣的主體性，此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中統獨兩派作家之所以共同反對台灣現代主義的原因。
或許是基於歷史倒錯的感慨，趙剛寫〈感觸隨筆3〉再度回應楊翠的批評。文中談到今日看似網路自由，實則資訊接收更為保守，排除異己者的言論喧囂直上的情況。從客觀事實來看，台灣夾在中美日各個強權之間，多能兼容各種認同立場的言論。即使再怎麼希望趙剛或藍博洲「到中國去尋找知音」，不可否認的是藍對於地下黨受難者的書寫，以及趙剛把台灣的問題放置在東亞與中國的框架之內的思考脈絡，都可說是今日台灣看待東亞局勢的其中一條路徑。
四、筆者按
作為80後的中文系以及台文所的畢業生，看過許多統獨立場各異的師長雖然在政治觀上偶有爭執，但仍能尊重對方的立場，真誠以待友誼如常。此次論爭看著師長們回憶彼此過去的交誼，更感慨於今日師長之間的齟齬。
相較以往，網路世代的資訊取得變得更自由，接受資訊的方式卻變得更依賴自己支持的網路名人或是懶人包，不同立場之間變得更壁壘分明比以往更排斥異見者。造成這現象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也許是缺少「追求真理與理想的心意」。
1982年4月2日楊逵在《中國時報》發表《滄海悲桑田》，悼念徐復觀先生，談到自己以小說，徐復觀則以學術探討人生，雖然「採用的表達形式不同，但追求真理與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人天永隔了，我相信他在天上會同意我這番話的。」
對於論爭的雙方而言，聯繫我們的共同點是文學，是歷史。基於個人現實利益而起的爭執永遠不會有發自內心的交流。惟有楊逵所說的人與人之間共通的「追求真理與理想的心意」，才使彼此的溝通對話成為可能。
即使立場各異，我們仍共享台灣這塊土地以及同樣背負它所承載的歷史。這次每一位參與論爭的論者，都承擔著某種程度的――必須對歷史交代的責任。刻意的扭曲事實或是遺忘歷史，除了是對讀者的不負責任，也是逃避自身歷史責任的行為。包括楊逵在內的台灣文學的前賢們，都不會樂見如此的論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