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自去年8月啓動了龐大的戶籍制度改革,計劃在未來10年實現一千萬農民從農村戶籍轉變爲城鎮戶籍,實現農民變市民。一年多以來,已有260萬農民工自願轉戶進城。
然而,即使在自願的基礎上,改革最初也並不順暢。儘管重慶大量的改革前調查表明,農民變市民不宜和放棄土地掛鈎,但爲符合現行法律規定,重慶也曾做出「土地三年過渡期」的規定,即「轉戶農民最多3年內繼續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農房的使用權和收益權」。這一規定使大量農民仍然有疑慮,轉戶積極性並不高。
去年9月初,作爲大陸地區「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重慶及時調整政策,規定「轉戶農民在土地處置上可以選擇繼續保留、按規定流轉或退出土地。國家對農民各種補貼和優惠政策予以保留,標準不降。」
農民轉戶不與土地掛鈎,不強制農民退地,轉戶積極性得到明顯的啟動和釋放,日均轉戶人數增至6000餘人。這成爲重慶戶改平穩推進的關鍵,也爲中國的城鎮化提供了有益嘗試。
在中國大陸近年的城鎮化進程中,按照現行的制度設計,農民通常需要退出土地才能獲取市民身份、市民待遇。但近年來隨著農村土地附著權益的增加和農民將土地作爲保障的需要,很多農民不願意放棄農村土地,甚至出現激烈的「土地維權」。
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辦公室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農民已經開始由「一窩蜂進城」變爲「有選擇進城」,選擇的重心在於是否保留農村戶籍福利的核心──土地權益。
去年年初,一項針對350名重慶農民工的抽樣調查發現,願意退出承包地、宅基地及住房進城的只有三成左右。重慶開縣2009年對有轉戶意願的兩萬多戶農民入戶調查顯示,要求保留土地的占到66%。
開縣是重慶市農村人口最多的縣,其「農民轉戶進城心態分析」表明,農民轉戶進城有「三怕」:一怕失去房屋出租、集體經濟分紅收益等附著在土地上的利益;二怕進城後就業生計無保障甚至成爲城市貧民;三怕離鄉離土斷了「根」。
開縣縣委常委趙遠坤介紹,他在1992年至1993年任漢豐鎮黨委書記時,當地農民熱衷於購買城鎮戶口,鎮上3000元一個的非農戶口在一年時間裏就賣出了一萬多個,但是現在「三怕」決定了大量農民不願意放棄土地來換取城市身份。
土地問題專家、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劉俊認爲,在以前城鎮化進程中,農民轉戶是以失去農村土地爲前提的,農民交出自己的合法財産權益後,才能換得市民身份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這不合情理,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農民願不願放棄土地轉戶進城,實踐最有發言權。截至今年7月重慶全市轉戶達兩百萬人時的一項統計表明,僅退出60畝宅基地,且多爲廢棄之地。如今,「帶著土地進城」的農民能從土地上獲得收益,土地成了轉戶進城農民擯棄「三怕」之憂的法寶。
據重慶市統籌城鄉辦公室統計,當地農村居民的21項戶籍福利政策中,最具「含金量」的9項均與有沒有土地直接相關,包括種糧直補、農資綜合補貼、政策性農業保險等9項。
銅梁縣鴻雁村農民劉秦義算了一筆賬。「我家有4.5畝耕地、退耕還林地3畝多,種糧直補每畝每年90多元,退耕還林補貼每畝245元,家裏光是每年獲得政府補貼就有1100多元。」劉秦義說,「我家土地都流轉出去了,每年租金有3000多元,我怎麽捨得放棄這好幾千元的收入。」
在石柱縣悅崍鎮茶山、南埡村,接受訪問的30多位農民都認可能「帶著土地進城」。茶山村村民冉其鋒從2004年起在石柱縣城打工,還買了一套80多平方公尺的商品房。在今年3月,冉其鋒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全部轉爲城鎮戶口。冉其鋒說,雖然進了城,他在農村的土地租金和補貼每年還有2500多元。他和妻子轉戶後都參加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孩子也在縣城中學上學,既享受了市民待遇,農村權益也沒有丟。
不少專家認爲,土地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重慶兩百多萬農民「主動進城」的實踐本身就證明,不以「土地換戶籍」,保留農民土地權益,符合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有助於維護農民的權利。
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洪說,重慶將戶籍與土地脫鈎的戶改做法,爲大陸戶籍制度改革摸索出了一條道路。但目前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踐與相關法律仍存在衝突之處。作爲大陸地區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重慶市,在選擇農民進城土地處理路徑時可以先試先行,但這一做法要試圖向全國推廣,仍需對相關法律進行調整。(新華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