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新竹九芎青年團飯前感謝天皇

        以前有一句台灣俚語:「眠床腳勿會發粟」，指陽光照射不到的床底下長不出稻穀來，意在嘲諷異想天開的人。 

        在這個都市化的時代，居住在鋼筋水泥叢林的公寓大樓裡的現代人，上樓下樓有電梯代步，手腳沾不上泥土，床底下也不會有泥土，陽光難得探望的公寓裡，眠床上都不一定有陽光照射，更何況是眠床底下?!  這樣農業時代的語境，現代人已經失去想像的能力了。但是在七十多年前的戰爭年代，我的父親倒是寫過一首情境類似的打油詩：

                                米貴人多奈食何 　小民一飯費張羅

                                無聊忽作非非想 　床下真思種陸禾

       那一年是1937，國際聯盟對侵略國家日本實施經濟制裁，日本對外的貿易完全停頓，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深受影響，生活在都市裡的父親，腳下無寸土可事生產，也沒有鄉村老家田產供他歸農耕稼，讓他深深感受到生活的艱辛，甚至於饑餓的逼近。

戰爭與饑餓

       饑餓是人類在所有戰爭時期難以逃避的生活經驗，能否餵飽前線戰士的肚皮，自古以來都是戰線上最為緊急的要務，即便在沒有成為戰場的地區，當所有的糧食與物資必須以軍用為優先的時候，平常百姓人家的生活飲食，肯定也是日日熬費周章，甚至於時時感受饑餓的威脅。

       德國作家鈞特‧葛拉斯 (Gunter Grass) 在回憶錄《剝洋蔥》裡提到他自己十多歲時在戰爭中的種種饑餓經驗，我覺得最為精彩的一段描述發生在戰俘營裡，認真好學的德國人組織各種學習課程，為將來要重新開始的戰後生活做準備，其中最受歡迎的是烹調課，整天為添不飽肚子煩惱的戰俘們，在沒有任何實材的課堂裡，以想像講師口中描繪的豐盛美食為精神上的慰藉，去抵抗身體生理上的饑餓狀態。

       小時候常聽父親提起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生活，雖然聽得有趣卻無法跨入感同身受的境界，沒有饑餓經驗的我難以體會「一飯費張羅」的憂慮。那幾年父親在日據下唯一的漢文報——台灣人的喉舌《新民報》擔任編輯，帶著一家人輾轉在東京、台中、台北等地生活，其中有一年多的時間，他自己被日本軍部徵召到日軍前線佔領區馬尼拉。母親帶著一雙年幼的子女(我的姐姐和哥哥) 留在台灣，和父親的好友遂性伯一家人在台中市初音町仳鄰而居。 

       遂性伯是初音町一丁目的鄰長，日文稱世話役，「鄰組」是日據下最小的市政單位，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之後稱為「奉公班」。初音町位於台中市中區，在柳川的北岸邊，全鄰只有十六戶人家，其中有八戶是日本人，另外八戶是台灣人，日據末期推動皇民化運動，這樣的居民組合幾乎像是內台融合政策的官方設計。

       世話役(鄰長)須負責戰時宣導工作，諸如燈火管制、防空演習、救火、緊急救護等。還包括組織鄰內派人參加義務勞動，男子壯丁團到海邊挖戰車壕 (以防阻美軍坦克車登陸) ，婦女們要為學童與壯丁縫製工作褲、防空帽等裝備，婦人會成員(大多數是日本人)站在街頭，請過路行人用紅線在白布腰帶上繡一針，她們相信這「千人針」繡的腰帶可以保佑她們出征軍人的平安。

       當時所有物資都必須在軍方徵收之後，剩餘的才以配給的方式賣給民間，因此對於平常百姓人家而言，鄰長最為重要的責任，其實是負責執行物資口糧的配給。從米穀、豆類、麵粉、醬油、糖、油等一般食品到布料，每個月每戶依人口有定量的配給。其他新鮮食品如雞蛋、豆腐或是羊乳之類，每兩三天配給一次。肉類的配給則不定期，而且都是不帶皮的零碎肉，因為那時日本物資嚴重缺乏，無論是牛或是豬，只要能製成皮革的一律都是軍用物資了。

       和工作薪資一樣，日本家庭的配給也比台灣家庭要多一點。改日本姓名、講日語、學習日本生活習慣的台灣家庭，在皇民化運動的當時叫做國語家庭，能夠得到和日本家庭一樣的待遇。但是，初音町的八戶台灣家庭卻沒有一戶是國語家庭，這是鄰長先生在那些沉悶的日子裡最為心慰的一件事。

       無論怎麼省吃簡用的家庭，統一配給的物品肯定是不夠的，不事生產的城裡人，有錢的雖然能夠從黑市上買一些補給，或者到鄉間去張羅一些比較有油水的食物。但是這些食物來源的途徑都有一定的危險，首先是巡察抓得緊，鄉下人不敢隨便賣東西給陌生人，因此到鄉下去買東西也要有門路。另外，因為物資嚴重缺乏，黑市的貨也不一定可靠，曾經有一個黑市賣肉鬆的被抓，久久交代不了豬肉的來源，原來肉鬆的原料不一定來自豬肉，它也可以來自香蕉樹，真是天下事無奇不有。不知道有多少飢餓的人把香蕉樹皮纖維當做肉鬆吃了? 另有一則在初音町流傳一時的笑話，令人聽了心酸，不知道是那一家可憐的小孩，餓得眼花，把柳川岸邊草地上黑黑的小羊屎看成了葡萄乾。

匱乏時期的美食

       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的那幾年，這些不能公開的黑市交易，在鄉村基本上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進行，錢幣已經被淘汰，城裡的人只能用一些實用的生活用品——衣服、棉被和布料去交換食物，據說交換價值最高的是男人的衣褲和鞋子。對於城裡人來說，能夠換到豬肉、雞、鴨、麻油、花生或是糯米之類的食品，那一天就是好運道的。

       然後，這些得來不易的食材，處理起來也有一番講究，務必盡到最大的價值。豬腰部的肥肉炸成油，炸完油的肥肉渣渣也捨不得丟，留起來灑在白飯上加點醬油，就像炸過的紅蔥頭一樣的香而且更有油水，這是戰爭期間最常吃的美食。那一天幸運，買到一斤五花肉，肯定要多放點醬油去紅燒，一塊紅燒肉加一湯匙的肉汁就可以吃一大碗白飯。肉汁還要留下來給小孩老人家拌稀飯，或是煮紅燒豆腐。若是前肩或後腿的瘦肉則紅燒之後做成肉鬆，留在不時之需或是給生病的家人。

       花生仁噴上鹽水炒香了，冷卻以後裝在頸口窄小的酒瓶子裡，以免一次倒出太多來，吃晚飯的時候，每個人倒一把十來顆在手心上，就可以吃一碗白米飯了。如果還有一小壺溫熱的清酒，家裡的男主人就心滿意主足了。

       配給的主食(米、麵粉)質量差而且數量不夠，鄉下多以曬乾發黑的蕃薯籤和少許的白米煮成一大鍋黑黑白白的蕃薯籤飯。城裡人只會把配給的代食品——樹薯粉煮成麵疙瘩，無論煮鹹還是煮甜，一樣又硬又有咬勁，叫人難以下嚥，吃多了消化不良。

       只要有一點想像力，配給的物資也可以變成簡單自然的美食，豆腐切成寸塊用油炸過，加幾片薑、少許醬油和糖，慢火煮出最佳的便當菜，如果是冬天，還可以加上當季的皎白筍，那就更為不俗了。

空襲警報下的菜圃

       二次大戰末期，在等待我出生的那段時間，家人借居在淡水河畔大龍峒附近的一棟別墅。父親在院子裡闢了一片菜圃，種了長長的菜豆仔、爬藤的絲瓜、捲心的高麗菜等幾樣蔬菜，對晚餐桌上做出貢獻，安撫了家中大人小孩的饑腸，據說收成最好的是高麗菜。

       那些日子，空襲警報幾乎天天一早就響了，家人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急急躲進院子裡菜園旁邊的防空洞，美軍轟炸機在午前就烏鴉鴉一片來到台北上空，有一次接連著三天轟炸松山機場，別墅裡的家人遠遠看見燃燒中的機場，炸彈碎片掉落在院子裡的菜圃裡，那是我生命中最為接近戰爭的經驗，但是還在母親肚裡的我，並沒有任何記憶。

      1945年的春天，一個空襲警報解除後的下午，名字叫福田的日本老醫生和他的台灣護士，從台北城內公會堂 (後來的中山堂) 附近的診所，雙雙騎著腳踏車來到別墅裏，在傍晚時分把我接生來到這個世界。屋裡的燈泡在多日失電之後，竟然亮了起來，我也因此有了一個叫做「光復」的乳名。此後半個月間，每隔一兩天當空襲警報解除的午後，父親就準備好一鍋熱水，等候那位護士小姐騎著腳踏車到來，為嬰兒的我洗澡。然後父親會砍下一顆高麗菜，綁在腳踏車後座，讓她開心地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