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重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近來，隨著《葉榮鐘選集》的出版，葉榮鐘的思想和寫作再次引起了社會和學界的熱議。在臺灣近現代文化史上，葉榮鐘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在日據時期，他追隨林獻堂，投身於臺灣民族運動；光復之後沉寂多年，終於奮起，以著述立身，奠定一生的地位。他的著述涉獵頗廣，對於史學、文學和經濟學，均有獨到而深刻的論述。在史學方面，他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可謂殖民地歷史的經典之作；在文學方面，他的《中國新文學概觀》乃是繼張我軍引入新文學思潮後臺灣人撰寫的首部成書的中國新文學概論；在經濟學方面的史著《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亦頗受臺灣金融史學者的推重。

我認為，葉榮鐘在事功和著述方面的成就，與他的內在信仰有著很大的關係。所以這裡想換一個話題，探究葉榮鐘在信仰問題上的體驗和思考。

葉榮鐘於1900年出生於臺灣鹿港一個家道中落的家庭，後接受資助赴日留學，打開了積極進取的人生格局。留日期間，他從1927年起每週到東京帝國大學旁聽矢內原忠雄先生關於日本治下臺灣殖民經濟的講課，又於1929年至先生家中聽講《聖經》，成為先生第一個來自臺灣的基督教學生。但他並沒有受洗成為基督徒，而是以自己的生命與歷史並行，在歷史感懷之中體驗生與死、苦與樂、絕望與希望，開啟了一個信仰者的獨特生命之路。

在葉榮鐘的個體生命史上，1938年具有精神界標的意義。此前一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葉榮鐘的老師矢內原忠雄因反戰言論被日本軍部逐出帝國大學。臺灣則處在殖民當局“總動員法”的強制性籠罩之下，報刊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擠壓，《臺灣新民報》等報刊因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下令而被迫廢止漢文版。《新民報》內部的問題亦難以遮掩，並因財政困難減俸二成。葉榮鐘為節省開支，不得已搬遷到下奎府町的小屋，依牆而建書房，自嘲為“半壁書齋”。

在內憂外患的情形中，“死”、“悲哀”、“恐怖感”成為葉榮鐘不得不面對的精神困擾。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悶和恐怖。在1938年2月24日的《隨感》（收入《葉榮鐘日記》）中，他寫下了這樣的話：“死！在這樣的社會死本來無甚可惜，且亦無可避免，不過我還有責任未盡，……”“生命本來是歡喜自由而要求發展的，所以屈辱與萎縮是與生命不能相容的，我真不知道現在有維持生命之必要；除死［了］對於家庭的義務而外。”在5月10日的《隨感》中，他又寫道：“這樣的世界我真不知道何以自存。悲憤與怨惡把我一棵丹心激成泥漿那麼黑了。我妄想著種種殘忍與苛刻的報復手段。我的精神幾乎要起異狀了。”

對於種種外在不義的憤慨，使得葉榮鐘感受到了目汁流入的“悲哀的極頭”。因而在讀鄭成功、吳梅村時觸動頗深，湧動起了強烈的遺民情懷。不過，對葉榮鐘這樣的社會運動家來說，難以索解的自我精神難題更加令他感到困惑。在上述《隨感》中，他寫道：“這樣的見解或將有人笑我缺乏時代之認識，我以謂認識自己比認識時代尤為要緊，沒卻自己便沒有時代認識之可言，但是世之聰明人，往往能認識時代而不能認識自己，怪哉！”這裡延續的是葉榮鐘所說的“求之於己”的思想命題，並在惡時代中尋求自身的答案。他追問一個這樣的問題：在這惡時代中，自我難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有失卻人格和自由的逢迎才能暢行無阻？

對自我的警覺，是葉榮鐘感到恐怖的根源。在1938年8月1日的日記中，他寫下了這樣的話：“最近對生活常常有茫然的恐怖感。不知是時代、是年齡、或是家庭狀況使然？”如何走出這一絕望的深淵呢？葉榮鐘的苦惱，與他在《新民報》的工作也有一定關係。在同一天的日記中，他提到：“我對《民報》一點奢望都沒有。現在的工作只是為家庭，真是可悲的事。”在次日的日記中又說：“我對《民報》的熱意已冷卻，這並非受冷遇才如此。《民報》之腐敗早已知悉。”其中的問題，部分出於《民報》內部的人事關係。更深層的焦慮，來自言說的悲哀。承擔報紙論說任務的葉榮鐘，感受到了話語權問題上的荒謬。在8月4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明天要擔當《社論》，但還不知應該寫什麼。沒有比寫含糊其辭、模棱兩可的文章更無聊的事。明知如此還不得不寫的我實在太可憐了。”他說自己寫論文的熱情，與當初相比已經大為降低。按照他的解釋，這種言說的悲哀，是因為社會不准說良心話，而不用良心寫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但令其感到傷心的是，他對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已經不再感到憤慨。精神上的麻木，才是使之有所警惕的動因。

如何解救自己，成了葉榮鐘這一時期的核心問題。精神上的困擾，讓他直面自身的生存狀況和事業方向。其中的關鍵，是使自己一直思考的立身問題再次突顯了出來。此一時期的重要陪伴，是托爾斯泰。閱讀《托爾斯泰日記抄》，使之在繁雜的工作之餘得到很大的安慰。他從中看到了精神上的出路，除了托氏關於神的啟示之外，還有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和態度。於是他決心繼續用漢文寫感想，通過對漢文的堅持來尋找精神上的歸宿。他在1938年9月9日的日記中提到：“以感激的心情讀完《托爾斯泰日記抄》。此書是數月來在社中工作之餘暇中斷斷續續地看下來的。此書在倦怠的工作中不知救了我多少？它給我的精神食糧是無法測定的。”與葉榮鐘對漢文問題的重視相關聯的是，先前他就保持著漢文研習的習慣，如1937年1月2日日記的記述：“夜教纖君及堯弟讀漢文，先教堯弟讀《胡適文存》，再教纖君讀白樂天之《琵琶行》。我在對他們講義的中間頗覺我的漢文素養並不淺薄，而教授的方法亦不甚平凡。”這時期他選擇了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侯方域《四憶堂詩集》、僧惠洪《冷齋夜話》、《李白詩選》、《歷代名人詞選》、《世說新語》等作品作為漢文閱讀的物件。與楊雲萍的一次碰面，也讓他深受觸動，在慚愧中意識到自己不應該沉溺於焦慮之中，而要認真地考慮終生事業，即《臺灣政治運動史》的著述。不久後，他即寫信給林獻堂，告訴後者他將來要以作家立身。這一決定，使之在精神的陰霾中看到了一線曙光。

此際的另一個引路人是林幼春。林幼春作為臺灣近代詩壇的祭酒，在精神上感召著葉榮鐘的人生方向和漢詩創作。葉榮鐘從林幼春身上感受到的力量是難以用言詞表達的。1938年11月，他在彰化楊添財處抄寫到林幼春的近作《村居漫興》，大為興奮，為作和詩而苦思數日，完成後即向先生當面請教。次年，林幼春因病抱憾棄世，未能親眼見到臺灣的光復。葉榮鐘在悲痛中賦詩《哭幼春先生》兩首：“看天忍淚更何言，碩果於今並不存。病骨卅年肩眾望，詩才一代仰彌尊。常將倒履迎寒士，曾見昂頭入獄門。近許傳箋稱弟子，傷心豈獨為私恩。”“中原鼎沸感難支，輒使先生髮古悲。疾噁心情狠似虎，憤時詩句銳於錐。耽書小愈翻加病，愛子初回便拒醫。硬骨稜稜標末世，臨終意氣尚堅持。”（《少奇吟草》，第141-142頁）。在挽詩中，葉榮鐘訴說對幼春先生高山仰止的敬意，以及自己得入師門的榮幸，並在私情之外，彰顯幼春先生身上的入世精神和士人風骨。在1930年代末期臺灣社會運動走入低潮的黑暗年代，這種精神的感召和呼應顯得尤其重要。並非巧合，正是在寫就《敬次幼春先生村居瑤韻》的次日，即1938年11月8日，葉榮鐘在內心深處再次感受到了“寫下這三十年來生涯的念頭”的強烈召喚。

經過這一番精神上的生死考驗，葉榮鐘逐漸走出了霧霾，找到了生存論上的依據和方向。在1939年的日記《卷頭感言》（1939年1月1日）中，他以“人格之完成”勾勒了自己近年來的精神體驗和目標：“最近兩三年來，自己也覺得不管在人格上或思想上都有進步而自慰。但仔細檢討一下，對自己的未成熟不禁有啞然之感。深深體會到人要修養是如何困難了。然而，自己設定人格之完成為修養的目標確實沒錯。今後只有向這個目標邁進就是了。”更加令人欣慰的是，在1939年1月25日的日記中，他對先前困擾他的“死”的問題有了初步的解答。他不再局限於“死”的本身，不僅僅從“義”的倫理尺度與哲學範疇來考慮“死”的問題，而且試圖進入歷史，尋求“義”以外的觀念，來加深對這種價值判斷的理解。聯繫到之前葉榮鐘在“不義”面前的憤慨和痛苦，那麼，他希望借助歷史知識來超越價值判斷、尋求人生光明的做法，隱含著對個人主觀見解的揚棄及對自我精神困擾的解脫。

從他此期的漢詩寫作中，能夠感受到精神流變的軌跡。1938年9月，日本軍隊向臺灣人下達“征傭令”，引起臺灣人的極大恐慌，悲喜劇在各處上演。葉榮鐘身邊的許多人也難以倖免。在此情形下，葉榮鐘的內心經受著巨大的折磨。除了托爾斯泰和林幼春等人的啟示，與陳虛谷的交往顯示了其人生探究的另一個面向。1938年11月15日，他收到陳虛谷的來信，後者提到近來心態的轉變：“看了李白的詩後，頓悟過去那種道學生活的無聊，斷然轉向云。”隨信附寄贈台南女子瘦香的四首詩，葉榮鐘評之為纏綿悱惻、情意脈脈、打動人心的傑作。受到陳虛谷的感染，他也決定嘗試，並賦得《讀依菊詩書後》、《書懷示虛谷兄》數首。前者云：“當君策馬揚帆日，是我收帆轉舵時。不識瘦香何物者，詩人為你恁般癡。”後者云：“世事紛紛莫認真，稻江風景轍翻新。沿門投刺多名士，挾瑟求詩少美人。”詩人既然不能馳騁於言論的戰場，只好轉向私語的情場以自慰，但在似乎有所發現的間隙，卻以“勒使陶潛作豔詩”之句，傳達了在惡世面前意興闌珊的絕望心境。

向死而生的精神轉折，在1939年初有了明顯的表徵。除了上述死的觀念的轉變之外，葉榮鐘的社論寫作也重拾信心，找到了新的動力。他在2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早在報上重讀自己昨夜寫的社論，感到這篇文章得以通過檢閱確實不容易。我為自己尚未失去鬥爭性而高興，自誓今後更要保持這種精神。”與之相呼應的是他的言志詩，如《後索居漫興》（1939）其七：“文章價賤感難禁，其奈嗜痂癖已深。鐵筆有時揮硬論，縱無人讀亦開心。”其中，對於鐵筆的自許，可以看出葉榮鐘在良知的領悟上達到了新的境界。開心雖然不是佛陀的拈花微笑，但在困境中的忍淚微笑也是心態成熟的表現，如《除夕感懷》（1939）：“忍淚還微笑，緘愁一欠伸。瓦全應有說，留眼看芳春。”在絕望中尋求希望，葉榮鐘的人生觀、世界觀發生了一個蛻變。這有助於他在自我意識、精神生活方面的深入探究。

相對於死的觀念的改變、向死而生的精神轉折，葉榮鐘對立身問題的思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37年，他賦詩《三十八生辰自述》，傾吐自己抱負未酬、心有未甘的心境：“馬齒空加三十八，了無成就負知交。強顏入世分殘炙，白眼穿林過覆巢。詩句豈緣修煉老，豪情忍為折磨拋。年來直欲忘言說，無意隨人作解嘲。”兩年之後，他再作《四十生辰自述》兩首，在自嘲之外也有前路濛濛的迷茫，如其一：“處世由來蝨處褌，勞勞四十尚無聞。眼看松柏燒為炭，漸覺芳蘭種礙門。閉戶擬從朝市隱，賣文難說布衣尊。年來有願君知否，一角青山學灌園。”隨著時勢和心態的變遷，他的漢詩風格漸趨沉鬱老到，詩境則略有遲暮之感。如，《索居漫興》（1939）其一：“日月推移感不禁，頭顱一任二毛侵。閑中抱膝看雲慣，始覺無心是有心。”又如，《自題半壁書齋》（1939）其二：“未容頭角露崢嶸，收拾身心向老成。入夢更無新世界，賣文猶是小書生。歡場作達風情減，愁裡尋詩感慨並。近許傳箋師杜老，苦吟不厭到深更。”此種情形固然可嘉，內心則有不甘之處。對於自己的心態老化，葉榮鐘有清醒的認知，他在1939年2月10日的日記中，記述自己閱讀《藤村隨筆》的感受：“這種冷徹、枯淡的筆調，年輕人可能不喜歡，但我卻十分欣賞，這可能是自己的心境漸漸老化的證據罷，想起來不免有一種哀愁。”這種自省，透露了一種隱微的資訊。實際上，正是在這種貌似枯淡的心境中，隱藏著精神生活拓展的轉機。

經過幾番折衝，葉榮鐘的心境越發老到成熟。其中在內在修為方面的收穫最為明顯，與之相伴的是歸農的選擇。在內在信仰方面，他得益於矢內原忠雄的教誨甚多。作為矢內原忠雄的學生，他始終與先生保持著精神上的聯繫。在1937年1月19日的日記中，葉榮鐘記述了與先生的通信，並感言“誠為‘德不孤’”。在矢內原忠雄因抗議被免職之後，葉榮鐘不僅給予最大的支持，同時從中感受到了強烈的內在召喚。在1939年12月1日的日記中，他記述了夜讀《嘉信》（矢內原忠雄主持的無教會主義刊物）的感受：“夜半讀《嘉信》（第二十三號）山上垂訓講話（三）的神國子民律法。總論似乎是為我而寫似的。人的道德和上帝子民所產生的善——換言之，信仰者之善與不是信仰者之善——給以很清楚的說明。”這裡所區分的善的兩種類型，並非泛泛而言，而是直就內心歸趨進行的叩問。所以才有“為我而寫”之語。由此可知他的《讀嘉信感作》（1939）亦非虛語：“嘉信何為者，人間此獨尊。懲禍思壁語，警世發危言。冷盡魔王膽，招回孩子魂。一篇讀未了，淚眼已頻捫。”在生死攸關的年代，矢內原忠雄的抗議行動和警世危言所具有的力量是無與倫比的。葉榮鐘的詩作體會到了這種力量，亦願以自己的行動回應先生的招魂之舉。

葉榮鐘遺民心態的養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信仰者本色的體現。在1941年9月的書信中，他告知好友莊遂性今後的三條計畫：一是決然辭職歸農，死心塌地地做遺民；二是明春轉勤本社；三是移居郊外（1941年9月3日日記）。與遺民心態相關聯的是對梁任公的呼應。梁任公遊台時期所作的《海桑吟》諸詩，乃葉榮鐘久欲入手而不得者。這時他從陳逢源在《臺灣文學》雜誌中的文章中趕巧看到，喜不自勝。與此同時，他在臺灣政治運動史之外，發現關於臺灣的民間傳承亦有大加整理的必要（1941年9月10日日記）。在那個昏暗的年代，葉榮鐘奮其餘勇，以自負的心態自覺地擔當起了書寫民族誌的歷史性使命。其中所表現出的捨我其誰的氣魄，乃是多年後《臺灣民族運動史》等傑作的內在源泉，而其精神支柱正是來自他對信仰問題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