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為

一場罕見的難民危機正在橫掃歐洲。

2015年以來，來自敘利亞、利比亞等陷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國家的百萬難民如潮水般湧入歐洲。回想2011年前後「阿拉伯之春」爆發之際，西方世界幾乎是一片歡呼聲，認為這是「普世價值」的勝利，「一個民主的新中東即將誕生」。但僅五年左右時間，這種歡呼幾乎變成了驚叫——巨大的難民潮強烈地衝擊了歐洲社會。人們不禁感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歐洲今天面臨的難民危機與西方在中東地區不遺余力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有直接聯系。這場難民危機暴露了「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諸多悖論和困境，對此作出深刻反思，對於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未來都有重要啟示。

「普世價值」的傲慢與代價

西方把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奉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到處推廣，甚至不惜使用武力。這種傲慢源自西方一些人秉持的社會歷史觀，這一歷史觀認為，西方制度模式是世界歷史演進的最高階段，人類發展到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歷史就終結了；這種傲慢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傳統的延續，認為自己的信仰代表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到拯救。這兩者的結合使西方世界一大批篤信「普世價值」的人唯我獨尊，不遺余力地向別國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模式。

本世紀頭十餘年，世界目睹了美歐「普世價值」派在中東推動的兩波「民主化」。第一波是2003年美國在英國等少數國家支持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推出「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該計劃企圖按照美國模式，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造」，以「鏟除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然而，「民主改造」計劃進展得很不順利，美國占領下的伊拉克非但沒有成為中東國家民主的樣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廝殺的疆場。更令美國驚訝的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被美國認為是恐怖組織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大獲全勝，「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也暫時陷入了低潮。

但美歐的「普世價值」派不甘心。他們利用中東地區人民的變革訴求，通過推特、臉書等新媒體，極力向中東民眾灌輸一種神話：只要接受他們的「普世價值」，特別是西方民主制度，這些國家存在的體制僵化、經濟凋蔽、貪汙腐敗、年輕人失業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就有了2011年前後開始的中東地區第二波「民主化」：所謂「阿拉伯之春」迅速從突尼斯擴展到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美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大國又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公開進行軍事干預，支持反對派顛覆國家政權。利比亞格達費政權迅速垮台，國家四分五裂，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突尼斯經濟遭受重創；葉門動蕩和戰亂不止；埃及經濟凋蔽，社會混亂，最終軍人推翻民選政府；敘利亞則陷入全面戰爭，經濟崩潰，社會解體，全國約一半人口流離失所，一個原本初步繁榮穩定的國家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中東大亂之際，極端組織趁勢而起，引發了更為嚴峻的局勢。

美歐「普世價值」派的傲慢在於，他們從來不問中東國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斷地認為西方界定的「普世價值」是這些國家的最好歸宿，結果把這些國家搞得分崩離析、生靈塗炭，恐怖主義迅速蔓延。造了這麽大的孽，西方「普世價值」派卻從不向這些國家和人民道一聲歉。當然，這種傲慢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歐洲難民危機就是這種代價之一。

「普世價值」的悖論與困境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難民潮面前，西方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悖論和面臨的困境也暴露無遺，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歐洲難民危機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與中東國家的國情民情嚴重脫節，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變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認為可以給中東地區帶來正義和幸福的「普世價值」，非但沒有帶來「福」，反而帶來了「孽」。它破壞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間曾經存在的脆弱平衡，導致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坐大，而這一切最終又以難民危機等方式把歐洲一併捲入。國家作為一個有機體，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阿拉伯之春」所改變的最多只是這些國家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諸如教派衝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經濟結構單一等難題，「普世價值」一個也解決不了；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使原有問題變得更為嚴峻了。

其次，在歐洲難民危機考驗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歐洲主要國家大多曾積極參與推動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卻只想坐收漁利，不想如何承擔難民危機的後果。根據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任何締約國在面對難民或避難尋求者的時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將其驅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則」），而是首先要經過一個甄別程序確定難民身份。但是自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歐盟成員匈牙利率先在與塞爾維亞邊境修建藩籬，對硬闖邊界的難民使用催淚瓦斯，後又干脆開放邊境，讓難民自由湧向德國和奧地利，震動了相關國家的政壇。

以德國為例，圍繞難民問題的爭論越來越激烈，總理梅克爾的難民政策受到質疑，支持率下滑。雖然歐盟通過決定，要求把已在希臘和意大利登記的16萬難民安置在28個歐盟成員國中，但多數東歐國家表示堅決反對。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而民眾也大多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這樣的民主政治來幫助實現世界所有地區人民的人權？更何況歐洲國家今天的經濟和財政狀況大都不好，自己國內少數族裔的權利問題還沒處理好，又如何指望他們歡迎來自中東地區的大批難民？

第三，「普世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包容「多元文化主義」。西方「普世價值」派長期以來聲稱他們接受「多元文化主義」，主張不分性別、種族、宗教、語言和信仰，一個國家的所有民眾都應該享受同樣的人權。但這次難民危機中，歐洲多數國家民眾和政府都對來自中東的穆斯林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排外情緒高漲，已導致歐洲政壇右翼勢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義」進一步走衰，這與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價值」主張是矛盾的。其實，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德國總理梅克爾早已公開承認，其國內長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隨著「多元文化主義」走衰，「普世價值」的「含金量」已不斷減小。歐洲難民危機進一步深化，將會加劇這個趨勢。

最後，在歐洲難民危機衝擊下，抽象的「普世價值」理念與西方國家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凸顯。西方多年來一直高調推動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價值觀外交」，展示「民主國家」的「道德優越感」。但在嚴峻的難民危機面前，歐盟內部基於各種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無遺。抽象地談「普世價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識，一旦涉及各自的具體利益，各種矛盾、分歧乃至衝突馬上浮現，這種現象早已存在，在危機到來時更加突出。在這場難民危機中，首當其衝的是早已陷入財政危機的南歐國家，緊接著是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自身困難重重，誰也不願意為捍衛抽象的「普世價值」去背負巨大的難民包袱。

歐洲大國間的矛盾也公開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應為難民潮擔負更多責任，但英、法出於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彈，成了最不願承擔責任的歐洲大國。成為眾矢之的的還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國。美國以擔心恐怖分子混入國內為由，不願過多接收難民，與其此前強勢介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見其自身利益遠比「普世價值」重要。這些情形對西方世界也是一個諷刺：與其對外推行抽象的「普世價值」，還不如先在西方國家內部就如何認同「普世價值」達成共識。如果西方自己對踐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都模棱兩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就把「普世價值」放在一邊的話，那還有什麽資格對外大肆推廣這些理念呢？

危機的反思與啟示

分析歐洲難民危機以及「普世價值」所面臨的困境，對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都有重要啟示。

對自稱是普世的、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抽象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問一個為什麽。唯有這樣，才能防止被西方話語所迷惑。西方推動的所謂「普世價值」給中東帶來了災難，給歐洲自身帶來了難民危機，這凸顯了「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悖論和困境。

這場危機也表明，西方打著「普世價值」旗號以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恐將越來越難以為繼。即使西方的這些行為不會戛然而止，但世界上覺醒過來的人將越來越多。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話語霸權地位將隨著「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而進一步走向衰落，直至壽終正寢。

今天的全球治理呼喚著超越西方邏輯的新政治話語。西方把自己武斷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作為「普世價值」來推銷，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已給世界帶來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