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黃文倩(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2015年8月盛夏，我考察河北灤南農村與小鎮後回訪北京，在北京文藝報副主任、大陸底層文學研究專家李雲雷博士的協助下，與淡江大學中文系的同學鄭安淳，一起赴北京皮村(一個介在北京五環與六環中的「城中村」)訪問，除了參觀有「新工人」的精神文化家園之名的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以及由勞動人民創辦，提供給打工的子弟就讀的同心實驗學校外，也粗略觀察皮村人民的生活，由於時間有限，當時負責導覽的朋友，即推薦我閱讀呂途的「新工人」的相關論述，以補充參觀未能充份理解的晚近中國「新工人」的狀況。我偶有跟進與蒐集重要書目的習慣，回了台灣後，發現呂途的兩本代表作：《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果然就放在一系列大陸城鄉轉型的相關書堆中。有鑑於台灣文化圈對呂途，和所謂的「新工人」，可能還沒有一定的理解，我想，或許可以談一些我目前對此議題及這兩本書的基礎理解。
從知識份子的反省開始
作者呂途(1968-)是留學荷蘭的社會學博士，據說曾經擔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的副教授，2008年起，她離開學院，開始在北京的工友之家研究與服務，也曾主持過「亞洲社會運動研究」中的「中國打工者社會變遷」等研究項目。《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和《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是她近年主要的研究成果。很明顯的，由於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與深化的影響，中國上億農民人口的社會生活與工作型態，均在這樣的「現代性」下，被迫受到巨大的牽動，舉凡城鄉轉型、人的物化、農民與工人的日常安頓、甚至婦女的主體狀態等，也都生產出各式難以概括的時代新景觀。呂途以自覺的學術主體性，及知識分子的反省姿態回應它們，自然也是一項艱難的選擇，因此這兩本書甫一出版，就廣受各界人士的重視，汪暉、王曉明等在內的大陸重要學者，也為其書擔任序言及推薦，在肯定呂途的勞動與努力的同時，亦呼應了當下中國社會的危機現實與焦慮感受。
相對於晚近中國大陸不同類型的城鄉轉型的專著，呂途的這兩本書，既不同於一般懷舊式的歸鄉、田園或鄉愁式的書寫(如江子的《田園將蕪：後鄉村時代紀事》)，也不同於學術或知識分子對鄉土中國轉型的觀察或研究(例如早年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晚近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熊培雲《一個村庄裡的中國》、梁鴻《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等等)，呂途主要採用大量的訪問與對話(用呂途在書中的話，即所謂「無預設研究法」、「半結構訪談」、「拼圖研究法」等等)，以及高度的研究者的行動涉入，動態地歸納並分析她的研究材料或對象，這種田調式的「研究」法，看似在方法論上並無多大新意，早年中國大陸比較好的報導文學，如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也採用過類似的方法，而且可能在斟酌細節與人物命運的追索上更細緻，但呂途同時身兼研究者、觀察者甚至體驗者，在跟對象與材料的互涉中，進入到一種雷蒙·威廉斯所謂的「感覺結構」，並提煉能充份理解他者、不隔，且有時代新意與價值的問題，倒也絕非易事。這也使得呂途的書寫貫穿了一種學習與謙卑的文化品格—-因為她充份意識到：「中國很大，每個城市、每個村子都有其特點，所以，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
新工人：工作在城市，戶籍在農村
在呂途的書中，所謂「新工人」，不同於上個世紀八○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從農村走向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其具體指涉的對象，是晚近的大陸社會由於推動全面城鎮化，導致物價高速飛漲，生活價值觀中產階級化，使得大量的農民及其後代，自願或非自願地投入到城鎮及工業化的生產機制，以求賺取更多薪資才能過活的族群。用汪暉更具歷史現場的概括，這些人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這個群體是國家主導的改革開放過程的產物，是後社會主義時期勞動商品化的新形勢的產物。」這類群體之所以極重要，是因為他們就是中國當下的「多數」。根據北京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數據指出：「1978-1988年，農民在受控的條件下進城打工，……至1988年，人數為2仟萬，1989-2002，農民工階段，人數到達1.2億，2002至今，人數規模至少在2.4億以上。」無論這項數據是否接近目前的事實，中國的「新工人」的人數，恐怕在不短的時間內將繼續增加。所以，「新工人」及其所派生出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與主體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目前最關鍵最複雜的典型問題。
從結構及具體內容來看，《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涉及視野主要包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新工人主體意識的形成」，透過許多「新工人」的個案考察，呂途展現各式各樣的「新工人」跟工作、家庭、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現實與精神的狀況，在她平易近人的語言表述裡，我們可以充份感覺到中國「新工人」內外夾雜的艱困處境，例如，「新工人」在進城工作後，看似工資提昇，但無論在婚姻家庭的經營、孩童教育、老人安養等問題上，幾乎毫無平衡發展的可能，更不用說發展與思考「自由」及精神世界。當然，這也跟中國百姓長期渴望先有一個「家」(落實在形式上，就是房產)，以及由房產所連動的各種戶籍、孩童教育及醫療保障的條件密切相關。為了能夠在城市或轉型後的城鎮買房，「新工人」每個月的收入幾乎所剩無幾，這種「月光」的處境，在台灣當下雖然亦如是，但由於台灣畢竟不大，又較早吸收了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制度，城鄉差距遠遠沒有大陸尖銳，社會矛盾不若大陸嚴重，而大陸在這方面的問題，顯然更需要有志識者的關心與投入，呂途自然是不滿於「新工人」的處境，所以她並不願意完全「客觀」地訪談及認同「新工人」們的自我退讓，她的感性讓她無法旁觀他人的痛苦，她對「新工人」所應該擁有的公平、自由、道德主體意識，顯然更為重視，以致於她時常採用一種啟蒙者的姿態，明示或暗示「新工人」不該放棄社會與個人權利的追求，同時對政府要承擔的責任，也勇於提出建言。這使得呂途跟一般無政府主義式的，不介入社會與公共的知識分子的話語表述相異，在朝向對主流政府的期待上，呂途也有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急切，畢竟，「新工人」的工作與生活的一系列問題，在起源上均跟政府體制與政策有關，所以他們的問題，在終極上也需要由國家與政府承擔主要責任。
啟蒙與認命的鬥爭
然而，並不令人意外的，許多「新工人」們，對於呂途的「啟蒙」，甚至鼓勵「新工人」們從自身做起—-無論是跟當下社會或體制鬥爭，或在歷史長期的累積上，改善自身的處境，「新工人」顯然並非都能接受與落實，在呂途的二書中，她也很真誠與真實地坦露自身工作的矛盾，例如儘管「新工人」充份意識到，主流社會和菁英的「個人奮鬥」與「成功」學的價值觀充滿偏頗，明白人與人之間，從出生就已預設不平等的事實，「新工人」們除了調取傳統的「認命」以為主體調適，更具有「中國特色」的，我覺得是「新工人」們善良的以國家和集體意識優先的思考傾向—-在記錄一個2011年談論社會公平與否的座談中，呂途採訪了一個蘇州工友謝永濤，他一方面認為社會沒有什麼是公平的，他沒有感覺到公平，但特殊的是他對這樣的不公平，採取一種理想主義者的國家認同的思考，謝永濤認為：「貧富差距是正常的，為了國家的發展就應該是這樣的。貧富差別是競爭引起的，有競爭國家才會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不會輕易改變的，不可能把錢分給我們，那國家不就遭罪了嗎？」、「在每個國家都有窮人的，我們屬於犧牲品。」
如此將個人之心比國家之心，在一個「新工人」已經喪失「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資本主義時代與社會，不免令人敬佩與感嘆社會主義歷史或許曾遺留下來的品格。當然，謝永濤可能是特殊的例外。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呂途中也收錄了不少「新工人」的詩作，這些作品語言素樸，弱勢者的立場鮮明且大膽，節制菁英的觀點後，我們能看出它們絕對不乏「藝術」的能量，同時更帶有人間的情懷與感染力，例如孫恒的〈為什麼〉，改編自陝北民歌曲調，此詩的特色是採用大量的問號，一路鋪排開來問教育、問上學、問人與人的關係、問物價為何一直上漲……等等，形成了「天問」般的氣勢，彰顯了人民群眾需要吶喊的權力與聲音。
來自台資工廠的「讓人非人化的工廠文化」
進一步，在《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一書中，呂途記錄了她自己親赴台資工廠和德資工廠的打工經驗，前者她以「讓人非人化的工廠文化」，後者以「將壓迫內化的被壓迫者」來進一步總結並反省何謂勞動的價值。正如呂途所說：「資本和企業需要勞動力，這為農村戶籍的打工群體創造了在城市的就業機會，但是資本和企業不會必然考慮工人作為個體人的完整需求，這就造成了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
而事實上，我們至今也不難揣摩，在一個以流水線為主體的工廠裡，工人主體必然異化，這跟早年中國社會主義時期曾開啟的「工人階級」的工作模式有明顯差異，至少，在以王曉明為呂途作代序時的〈瞿師傅的故事〉一文中可以看出，在早年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工廠經驗中，工人仍能以其專業，被視為全人且受到大家的尊重，同時勞動也是一種綜合各種技能，且之於主體的一種自主創造，然而，這樣的「工人」狀態，自然不可能在講求高速與量化的資本主義邏輯中落實，人只有徹底被工具化、徹底成為一個小環節，似乎才能符合大工業化時代的需求。
但或許並不吊詭的是，很大程度上，資本主義所帶動的消費主義，往往更加強化了人自身的異化，間接地促使量化、標準化的流水線、非人性化的工作模式的固定，因為只有那樣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且不斷開發新的並不必要的需求。一台高價的I-Phone可能是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薪水，但也成為至今大陸底層人民渴望擁有的物品，雖說欲望不完全是不健康與不合理的，但或許下個歷史階段，更有自覺地節制某些象徵性品牌的消費，應該是每個人能約略盡的一種消弱資本主義力量的方式吧。
對普世價值動態化的反思
此外，作為一個台灣的小知識分子，閱讀呂途在台資工廠的經驗書寫也令人感到慚愧。台灣早年在國際經濟上能夠上昇，就外在客觀條件，大陸尚未崛起是關鍵之一，台商之所以要到大陸設廠，主要也是我台主攻代工，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大陸改革開放後急著招商引資，對台商又視為「同胞」，自然提供了許多超額的優惠手段，換句話說，兩岸在這方面的資本主義發展，雙方是各取所需，在商言商，互為生成。九○年代中甚至新世紀後，台商在大陸的優惠降低，不能也不該被理解為大陸片面拿走台商本有的東西，事實是，以前的好處本來就是多拿，拿了那麼多年的超額條件與利益，也壯大了自身(例如像鴻海/富士康在大陸)，卻鮮少生產出更人性化的企業責任，與非工具化的工廠意識，鮮少反省台商在大陸對底層人民的某部分剝削事實，甚至放任對大陸人民的隱性歧視的感覺結構，在日後的歷史發展下，我們恐怕也並非不會付出代價。
最後，誠如汪暉在〈「我有自己的名字」—-《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序言〉時的強調，作為一種兼具研究與實踐品格的書寫：「作者高度重視新工人的主觀能動性，……她記錄了許多工人的自主意識，並不因這種意識是跳躍性的、片段的和自我矛盾的而加以捨棄。」確實，當資本的力量，在可想見的不短未來，恐怕不會弱化甚至消失，但無論是作者或「新工人」，或許也包括你我，維持一種對科層體制、資本邏輯、甚至對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動態化的反省，在豐富地認識客觀的物質與社會限制的同時，相信且運用身上的一點主觀能動性，進而作為不只是理解世界，亦是改變世界的一個環節或螺絲釘，或許也應該是當下的小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與努力實踐的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