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蕪悠

伊利馬尼山是玻利維亞的聖山，是崇高不可侵犯的，在印地安民族或當地居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切格瓦拉25歲時，他辭去醫生工作，開啟第四次的拉美大陸旅行，坐上了開往玻利維亞的火車，火車啟動時，切向送行的親人喊著：「一名美洲戰士上路了。」當切到達海拔四千公尺的首都拉巴斯，他望著周圍白雪靄靄的叢山峻嶺，拿出日記並將眼前所見景色紀錄在日記中，他這樣描述著伊利馬尼雪山：「伊利馬尼雪山帶著那頂受賜於太自然的雪亮光環，以它無以倫比的美麗終日散發著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靄中，這座孤獨的山峰顯得格外莊嚴、雄偉…」。

伊利馬尼山這個名稱來自玻利維亞的阿亞瑪拉方言〈Ayamara〉。此後，新歌運動中來自智利的樂團：印地-伊利馬尼樂團直接以此取名，印地在方言中是「太陽」的意思，而伊利馬尼則是「聖山」的意思，兩者合起來就是「太陽底下的聖山」。該團體成立於1967年，由一群聖地牙哥科技大學〈La Universidad Técnica de Santiago〉的學生組成，該校擁有興盛的文化藝術氛圍，彼時學生們一窩蜂地愛上安地斯音樂，不過學生卻只能從廣播電台聽到下里巴人般的音樂，因此他們自行去發掘排蕭〈panpipes〉、小吉他〈charango〉、以及傳統樂器等，將傳統曲調重新編曲，從此無可救藥地愛上安地斯音樂，他們也成為智利新歌與拉丁美洲新歌運動中相當活躍的中堅團體之一，他們的歌曲《我們必勝》〈Venceremos〉成為阿連德時代人民團結黨〈Popular Unity〉的黨歌。

處於六〇年代社會改革的氛圍下，勞工團體團結爭取權益、青年學子則是活躍推動改革，智利映照著六〇年代全球氛圍下的一環。當時的智利正處於文化認同的交叉路上，經濟體制或者文化價值觀的分歧使得智利愈趨轉向重視個人主義，這與智利傳統的家庭觀念、團結合作的價值觀相違逆，尤其對於佔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和勞工團體來說，他們講求的文化、教育、誠實工作、政治參與、生活型態都面臨轉變，也就是體制的轉變以及外來的衝擊讓這個時代的人們看不到優良傳統的人性價值，他們認為這將嚴重影響智利的國家未來。如果能讓阿連德執政，民眾則可以想像跨國企業主導拉丁美洲的現況即將有個結束的希望，因為智利人民希望的世界模樣是，當提及民主與社會時，公平正義將是一個民主政體最主要與最終的目標，也就是公平正義得以伸張是民主自由社會的理想狀態。

智利國內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藝術家、畫家、作家、舞蹈家、音樂家都是支持阿連德政府的，因為阿連德對於智利來說是改變的希望，他們冀望能扭轉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極度貧困的狀態。因此，不管是選擇了阿連德，或者是樂團的發展走向都是如順水推舟一般地順理成章。這也導致了許多評論將樂團的歌曲定位在政治歌曲，事實上，樂團確實有堅定的政治理念，但是他們認為自己只是作為公民的一份子而參與了國內社會活動，而非為了政治宣傳，樂團的單純理念只有做音樂！

他們以和諧動聽的聲音與超過三十多種管弦或敲擊樂器結合觸動了聽眾的內心，加上智利是一個充滿詩的國度，有許多優秀的詩人以及當中兩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要找到好的詞句不難，因此，他們一直持續與智利或者拉丁美洲詩人合作，結合了詩詞、聲音、樂器共同創作良好的歌曲作品。

1973年皮諾切政變後，皮諾切的獨裁政府認為「文化」這個概念是一個具有危險性的詞彙，任何跟文化相關的活動都應該禁止，所以，這些文化工作者成為獨裁政府亟欲封殺的對象，獨裁政府迫使他們走上窮途末路。政變當時，印地-伊利馬尼團體剛好在義大利演出，他們亦如三個大鬍鬚男人〈Quilapayún〉團體一樣無法回到智利，逼得他們不得不流亡歐洲，只好在義大利暫時定居，時勢的轉變卻也間接促成了他們在國際舞台上被認可的音樂地位，停留15年後，直到1988年皮諾切下台，智利恢復正常民主化社會方能回國。

在歐洲他們試圖將歐洲的巴洛克風格與古典音樂融入拉丁美洲節奏中，創造了別有一番新意的樂團音樂，成為獨樹一幟的現代化世界音樂。當然，他們的歌曲依然是具有社會批判性質的，持續為了恢復智利的民主化而努力，也為了拉丁美洲而唱，他們積極行動也展現在1988年公投廢止皮諾切的被選舉權策畫過程裡。不過2001年時該團體成員出現意見分歧，到了2005年團體一分為二，一個依然稱為Inti-Illimani，另一個則稱為Inti-Illimani Histórico。現在，他們則被智利當局選聘為智利文化的代言人。

現今，世界上一些國際知名的音樂企業轉而來尋求拉美音樂是當下音樂界中一個奇特的現象，當他們需要新的靈感來源，拉丁美洲和非洲音樂就成為新的尋求對象。眾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一塊充滿音樂的大地，擁有豐富的聲音與節奏，音樂無處不在，因此，他們篤信拉丁美洲的音樂將有發展的前景，他們要與他們的根連結，向世界敞開大門。

由於承載著充滿詩意且饒富社會政治意涵的歌詞與深植在拉丁美洲音樂文化遺產的動人樂音，印地-伊利馬尼團體儼然成為記載拉丁美洲文化的圖像。團長庫倫〈Coulon〉說：「音樂是一種不用文字就可以溝通的媒介。我們已經成團將近50年，在上個世紀的下半階段，不管是在智利、或是在整個拉丁美洲都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我們對於社會有我們自己的觀點、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我們自己的見解與理想。某些程度上來說，我們以音樂來進行所有經驗的溝通交流，並期許符合人性共通價值以促進形成一個更好的世界。」

《我們必勝》這首歌曲隨著歷史的發展歷經三個層次的轉換意義，首先它是阿連德的競選歌曲，再來則是阿連德當選之後的智利國歌，最後卻轉變成為政變之後的抗議歌曲。由於此歌獲得許多民眾的迴響也使得阿連德不得不說：「沒有歌曲，就沒有革命。」因此，此歌獲得了它的歷史地位與價值。

Venceremos 我們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