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睿

台北中研院在10月公布一份台灣地區「統獨」民調，顯示49.7%的民眾預期「被統一」，而35.9%的民眾預期將來「獨立」。但這民調和數據有何意義？「被統一」是把大陸乃至中國當成「他者」，反映自身的奴隸意識和失敗主義；「獨立」仍是把中國當成「他者」，而自以為是台灣主宰。在「他者」意識驅使下，台灣人被「統獨」話語套牢，自封「統獨」往往成了對這種話語驅使的回應。

同樣在10月發生的藍營「拔柱案」則說明：透過選舉機制企求國家統一已無可能，任何台式和平統一之路已被體制性封殺，台海統一方式將完全取決於大陸如何應對內外環境。正如《兩岸犇報》社評換柱風波：「國民黨中央的焦慮，在在說明了數十年來的藍綠惡鬥根本無關乎統獨分歧，不過是相互爭奪美日霸權在台代理人的權力遊戲。」台灣民主走向異化，其根源除了「美日霸權在台代理人」的玩法弄權，還由於美國因素貫穿並宰制台海地緣政治60餘年。台灣人不曾因為島內改行選舉制度而真正實現民主的事實，反面證明沒有統一的國家就沒有健全的民主。這從藍營主席拔柱參選才起步，餘剩時間的首務就是規劃訪美，向後者呈報其兩岸政策或其「國家路線」，可見堂奧。

政治學者胡佛認為，國家統一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層次，「不論對台灣、對大陸、抑或對整體中國而言，中國統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們提升生活、實踐生命價值的方法。」但是，這種民主生活的「必要之善」成為島內的空谷足音，或成為票房毒藥，都說明台灣選舉政治欠缺最根本的思考層次，因而還不是健全的民主制。去年9月，北京發出一國兩制有利台胞的信息，但被政商權力控制的台灣多數媒體只忙著否定、撻伐、扭曲或消音，而不是提供公平開放的資訊和討論空間。「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因而成為島內主流媒體的負面話題，甚至連話題都夠不上。

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的民意群，偏好簡單、激情、辛辣、聳動甚至造謠的視聽材料。於是在收視率和閱報率的市場因素驅動下，選舉活動變成綜藝表演，政治人物好比娛樂明星，年輕人被驅使以街頭秀和鏡頭秀來表現政治存在。既然被作踐的民主政治失卻了政治威信，反中國、反黑箱、反服貿、反軍審……之類的激情戲，就遠比老成持重的題材來得奪目；像國家統一以健全民主這樣根本價值的話題，自然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就這個意義來說，台灣主流媒體不啻資本權力進行政治冒險的工具，軍購議題就是個證明。

民意既然成了資本和政治權力操控媒體的產物，關於天價的對美軍購幾乎一致叫好，也就自然而然了。但這種民意無能反省批判軍購是服務於沒有勝算的主權競逐的超額支出，將使台灣在面臨空前財政危機的條件下，再也無力支應環保、教育、交通、社會福利和金融整頓的需求。10月初台北派去參加「美台國防工業會議」的出席代表說：「美國所帶領的後冷戰時代國際新秩序，正遭受多個區域大國及非國家組織的挑戰。在美國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之際，台灣願善盡國際的責任。」這種扈從性的表態，正說明「兩岸和平協定」所以流產的根源。主流媒體和政商大員從不教育台灣人的事實是，「親中」不但不「賣台」，反而促使美日更加「親台」。《台日漁業協議》談了17年才成，正是2013年日方擔心兩岸聯手保釣的結果；近日曝光的《台菲漁業協議》，又豈不是「美國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產物？

台北大員訪美訪日密談「安全合作」、「南向政策」云云，無異將台灣綁在美日菲主從同盟的戰車上，是台灣成為「南進基地化」的歷史重演。對此，主流媒體做大台灣民意，卻不教育台灣民智，無愧台灣民主衰敗。

作為當代中國在島鏈圍堵中恢復領土主權的突破口，「台灣主流民意」實無法「維持兩岸現狀」。去年台北學運和香港佔中運動必然刺激北京的治理思考，如此一來，不但「2300萬人決定論」不堪一擊，「一國兩制」或也不如當初設想。台灣人本有機會在台海和平統一的過程中發話，並因共襄民族復興大局而得到一定尊重與實惠，卻可能由於衰敗失能的民主和「主流民意」而斷送民主，這就是沒有統一國家為依託的民主體質的必然結果。庸常化的民主政治或許可以宰制台灣內部，卻對世局毫無影響和應對能力，但這也許就是島上政商軍學媒所賴以寄生的依據。台灣民主曾被視為拒統反中的利器，但經驗證明這對大陸崛起沒有任何影響，事實證明它只能作為島內鬥爭奪權的工具，且日益虧損台灣的體質，從而降低與大陸和談的籌碼，進一步證明「維持兩岸現狀」的渺茫。

而正因為20多年來台灣民主庸常化與工具化的經驗，使它無法成為島上高層的嚴肅信仰，「阿帕契團趴」、「大黃蜂入境」、「軍審法終結」、「拔柱案」……，無非說明台灣民主並非島上高層生死與共的物件。基於外向型經濟體和資本逐利的本質，那些深深依靠大陸製造基地與新興市場的台灣資本家會做何選擇，是很明白的。而台灣黨政高層拒統反共，主要因為其內部權力來自選舉政治實體；但在軍方無法保證死守這個政治實體或只能守死的條件下，政客們必然選擇一個新權力來源，那顯然不再是一張張單薄的選票了。也就是說，對政治和資本高層而言，「台灣主流民意」既然是可打造的利器，自然也是可拋棄的工具；所剩任人擺布的庸常之眾，就是解放了政治和資本桎梏後的台灣民意的實體。這就是說，選票的加減結果，只能決定政治代表，但不能阻止政治出賣。

選舉對手，也是政治幫手；一個扮白臉牽著大陸說不獨，一個扮黑臉去拉外援說不統，實質就是「拖」。但在「拖」的主架構下，台灣通過不健全的民主朝向內耗，而大陸的改革開放日益精實壯大，越「拖」就會讓這種對比越明顯，也會讓台海問題的解決越減少磨擦和懸念。

然而，台北高層若裹脅「新民意」或自恃「台灣主流民意」去國際戰場中下注，這或許會給美系同盟封鎖大陸並資助台灣的機會。但因為台灣只是美國霸權的棋子，而非致命因素，武力爭奪台灣的戰線過長，對戰中國的成本過高，戰後東亞局勢失控的可能，以及戰爭毀損中美經濟利益等重大考量，決定了美援台灣「新民意」只是幻想。現實是，恰恰因為「新民意」犯規，華府「棄台」對內對外都交代得過去。但對中國而言，台灣復歸是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的關鍵，地緣位置決定大陸政府會傾注全力收復台灣。

既然從康熙皇帝到蔣介石都不曾放棄收復台灣的歷史任務，那麼要在眼前最接近民族復興的時刻叫中國領導人變成歷史罪人，顯然不是台灣民意所負荷得起。且中國領導人不是台灣選舉的產物，沒有必要禁受台灣民意的支配，更談不上政治出賣。台灣民意最不堪的負荷，其實是台北大員的失能失信，導致自己對信仰選舉民主的全面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