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不下來的「溫嶺腳步」
中國大陸「給力」民主化進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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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圖片) |
「就是這3棟樓，明年就能用了。」看著眼前正在建設的大樓，高雲斌揮動著粗糙的大手，提高了嗓門。在他看來，通過民主懇談的方式，在2010年的鎮財政預算中爭取到一千多萬，為「溫嶠鎮第二小學」建這幾棟教學樓，是非常值得一說的事情。
43歲的高雲斌是溫嶺市溫嶠鎮的人大代表，也是一位土生土長的農民。在溫嶠鎮2010年政府財政預算聽證會上，高雲斌和其他多位普通選民一起，動用自己參與財政預算修改的權利，成功說服鎮裡壓縮公路建設費用，加大對鎮小學教學樓建設、社會治安治理和當地垃圾處理的投入。
「8600多萬財政預算，以前只知道大數，但不清楚具體用哪了，這次一公開就都明白了。」高雲斌說。事實上，在溫嶺這個常住人口116萬的中國東部小城，類似的政府預算聽證會遍及各鄉鎮。普通選民不僅有權問政府：你是怎麼花我的錢的？這些錢都是為我花的嗎？還可對政府的預算開支進行修改。多年來，當地政府一直堅持著這樣的民主實踐：引入民主懇談方式，讓普通百姓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參與政府年度財政預算的討論、修改和監督，實行工資協商。
走進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主席陳福清的辦公室，迎面就看到一張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價表，上面寫著6大工種70個工序的年度計件工資。「這些數位每年都會變化，都是工人與老闆協商後的結果。」陳福清說，工價協商的結果，直接關係鎮裡萬餘名工人的切身利益。
2003年，新河鎮為平息羊毛衫企業勞資糾紛，由陳福清掛帥成立羊毛衫行業工會，進行工資集體協商。此後7年時間裡，陳福清帶領行業的1.2萬名職工與企業老闆堅持不懈地進行工資談判，結果是每年職工工資都有約10％的增長。
「最初，大家也不懂這有啥好處，結果幾輪（談判）下來發現，自己的工資就在這過程中漲上來了」，親歷了工資談判的普通職工蔣滿雲說，「像我們電腦車間，去年織一片兩色的毛衣是4角6分錢，今年經過協商，達到6角4分錢。」
自2007年開始，中國大陸一些省市開始嘗試學習溫嶺的做法。2010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通知，要求各級工會全力推動在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尤其要突出推行工資集體協商。「黨委、政府的推動很重要，給工人們撐腰，工人們說話的分量也就重了。」陳福清說，目前單個企業只是工資集體協商的第一步，要真正解決勞資問題，還要大力培養行業工會等第三方力量，形成工會與協會、員工和老闆的平等對話。
在溫嶺市大溪鎮河頭村，有兩件事被村民們津津樂道：村道硬化工程進行時，在村幹部、村監會、村民代表組成的「監理隊」的監督下，承包商拿出了最好的材料和最實在的服務；「監理隊」採購的村標不僅讓全村人滿意，而且比預算節約了2萬元。
如今在溫嶺各村村務的執行過程中，不僅有三方代表共同參與，還可以邀請精通某些業務的村民參加。從村級採購到工程監管、財務審報公開，大小的事務全不例外。自2011年3月份以來，溫嶺各地共審核糾正不規範票據1,892張，拒付不合理開支268.48萬元，化解村級集體矛盾糾紛269起。
「人民的錢用的是否科學合理，讓人民評判，這是歷史潮流。」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指出，這種生長於基層的「草根」民主顯示出其持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其中，政府是最有力的推手。
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各地已進行了民主的積極探索，讓盡可能多的普通人參與到集體事務管理中。尤其在農村，越來越多農民開始參與「議事」，並對當選村幹部進行有效監督。例如，重慶市農村實行村莊大事經黨支部提議、村支「兩委」商議、黨員和村民代表大會決議的「三議」民主模式；河南部分鄉村把村務公開欄搬上互聯網等。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邴正教授指出，各地在發展農村基層民主方面的實踐，不僅為中國農村治理注入前所未有的現代化民主因素，維護了農村穩定，同時也促進了農民自身的發展。
「現在如果不搞民主懇談，村民們肯定不答應，我也不答應」，高雲斌說，「除非我這個鎮人大代表下屆不幹了。」（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