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施善繼

2015.6.26·主義的帽子

魯迅先生寫《沉滓的泛起》，最初發表于1931年12月11日上海《十字街頭》第一期，作者署名「它音」，其後收入1932年10月出版的單行本《二心集》，出版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魯迅的上海經驗萬料不到，四十三年之後竟傳遞給了陳映真成為一脈相承的台灣經驗，那個1975年的10月《將軍族》出版，陳氏剛坐完七年「民主台灣聯盟」案犯的政治牢假釋出獄，小說集《將軍族》瞬遭國民黨政府列禁。

《將軍族》共收十一個短篇，前七篇發表於《筆匯》，從1960年1月迄1961年5月；後四篇發表於《現代文學》，從1964年1月迄是年的10月。為何這兩組時間群的小說創作合集會引致流亡政權的敏感神經於惶惶不安，而下達禁令，為什麽不是十一篇小說分別刊布的當時，逐期禁掉登載它們的那十一期文學雜誌，這一隻啟人疑竇的狐狸，從上海躲在魯迅背後起一直來到台灣繼續躲在陳映真的背後，靜悄悄它是一隻無聲無息無色無味的狐狸。彼時流亡政權（歷史的說它早脫却人的屬性）鬼形鬼狀，它再怎麼也找不著自身飄零失散的魂落草為寇的魄。十一篇小說彷彿十一把照妖鏡，照見了亂舞的群魔，十一個歇斯底里不斷顫抖的側面，不斷的顫抖……

「1968年5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陳映真在《後街》一文裡的兩行千真萬確如實地記述著，那偵探後來涉入渺渺人群灰灰，說他的語焉不詳，寫他的也筆焉不詳。啊，偵探；啊，網羅；啊，那偵探與網羅牽絆著的如影隨形的幽靈，幽靈的裙帶，裙帶的猥瑣，猥瑣的癲痴，癲痴的呢呢與喃喃，呢呢喃喃，呢呢喃喃在說些什麽，說些裙帶上蛀蝕蟲豸口器風化之後，遺下的某些無法辨認的齒咬跡痕。

《沉滓的泛起》（參見《二心集》），首尾兩段如抄：

日本佔據了東三省以後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做「國難聲中」。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因為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為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沉滓自1931年底從上海魯迅的筆下浮起，又沉下又浮起，又浮起又沉下，滄滄桑桑滔滔不絕的八十四年跨海過來，此刻2015盛夏的台北，又浮起又沉下，又沉下又浮起，浮起的沉滓，台北的沉滓，沉滓終於會沉下去，留住台北。

上海的文藝家約略相當眼下目前的寫家，筆曲不同韻緻則一。

南港的阿肥，我的二月哥（他早生我兩個月，恰好生於二月份，我禮敬他的暱稱），笑對寫家，說他的坐牢並不冤枉，他有他海闊的胸懷，量寬橫無際涯，當然他輕快的不冤之論，頗適合與鬆餅式逗趣的自況相互咀嚼，我聽不出來他越俎代庖替代其他案友發言的餘戰。我熟悉的陳金吉，要跑一趟五股，到觀音山下去問。耀忠躺在三峽的龍泉墓園，怎麼問，選個日子上墳燒香對著冷冷的墓石冷冷的問，也許也可以約見他三弟媳素瓊女士，或侄兒冠德問問。至於陳映真，何妨問問麗娜嫂。

耀忠走了近三十個年頭，在世的最後階段，從「春之藝廊」回三峽老街，我他見面的頻率數不勝數，從來未聞他說過半句酒後囈語，吐露一絲酒後心聲。他的酒後囈語，他的酒後心聲，他的酒後與酒後的酒後，寫家聽之錄之，寫家稱得上具有特殊氣質的非一般人士。1985年10月「人間雜誌」發行試刊號作為問卷，收到雜誌他要我轉告永善，書印得太豪華了，他的手指頭差一點被書頁的邊角割傷。

寫家們家家藏著秘笈，深不可測，隨時揮向爽口養眼挑達八卦的市場，先斬之而後奏了。原來清醒的閱眾，繼續鎮定保持清醒，好戲還在後頭，幕外添幕場內加場，保證不收門票。

十年以來，陳映真的背部成了諸多寫家的塗抹台，陳映真無私的提供自己綿延不絕的背部，成就諸寫家的自言自語，並使之成為寫家的生活資料，最上乘的佳例莫過於寫家清算陳映真令尊陳炎興先生在日據下的某項事跡，獲得學位，讓博士的謀職順順利利，日子不疑度小月，合當感謝陳映真料及今日青年可能的迫窘，暗暗的提攜使之悠悠的生計。

某種寫家忘情曾經自囿於情愛純潔的嚮往，然而失衡於生活真境中擾困的慾肉之悶苦，把自為的情狀幻化，投射給了陳映真，換位移借給了陳映真再據浪漫以說事。終歸得要各掃門前雪了，雖然亞熱帶無雪，掃什麽自己看著辦，那就休管別人的瓦上霜，北台灣的冬天有些善良的人家，舊式的屋瓦上偶會結些細細的薄霜。

日丹諾夫的聲音，誰曾側耳聽見？寫家從一小節扣掉標點符號剩下的三十三個字詞，從陳映真那篇《現代主義底再開發》（參見《知識人的偏執》）摘出，從三十三個字詞聽見了日丹諾夫的聲音，魔幻。陳映真的聲音我聽見了，他的聲音裡交雜著批評、自省、惕勵與共勉，他的聲音與日丹諾夫的聲音並比，風馬牛不相及。1949年之後的本岸，掌管文藝的單位組織裡都沒有日丹諾夫嗎？日丹諾夫其實很多，只是真名實姓不叫日丹諾夫。1977年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整個日丹諾夫群體傾巢而出，寫家難道忘了日丹諾夫陣仗，瞄準封喉的對象，只待編造的輿論成熟，日丹諾夫們便要樂呵呵稱慶額手。

寫家極其慷慨大方頒給陳映真五頂主義的帽子，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虛無主義、政治主義，寫家如果加頒兩頂，一個禮拜七天，一天一頂不易褪色，也不易舊去永保常新。寫家願意接受訂貨更佳，我代替陳映真索求一頂馬克思主義，顏色要紅色的中國紅；另一頂安那琪主義，即出現在《我的弟弟康雄》裡，那位自殺的安那琪，顏色要黑色的，不事喧嘩安靜澄澈的純黑。

陳映真批判當代台灣的現代主義，不厭其煩苦口婆心耐力十足。他以《超級的男性》那一篇影評發端文論的寫作，時間約於《一綠色之候鳥》稍後，《獵人之死》之前。日後他的各式文論應運而生，風雨無阻從不缺席，無疑明顯擠壓了小說的創作，但小說少了文論卻多了，應可等同於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陳映真總體的文論，總是批判著廣泛而潰溢的現代主義的流毒；現代主義的來歷原委；現代主義常駐此處貪婪收奪後生產的奇情異景。前述經寫家化約、高度濃縮陳映真五千字反思現代主義的文章致僅僅剩下三十三個字詞，三十三個字詞若能表達批判者的原意，毫無削弱批判者論事的真誠，三十三就三十三吧，然而無妨找出陳映真五千字的原文對照對照。

寫家彷彿責怪陳映真對現代主義的有所批評，但奇譎的是，寫家推崇陳映真早期的小說，將之高懸在當代台灣文學中最優秀現代主義作品的位置。寫家把《蘋果樹》之前的十一篇歸入現代主義作品，而自《文書》起從中窺見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其後的作品是又一回事，另當別論。持大致相仿觀點的某些行家也有類似看法，但比較寬鬆，即以陳映真坐牢前後劃分，總之他們推崇《麵攤》至《蘋果樹》的十一篇再加《文書》至《六月裡的玫瑰花》的十四篇共二十五篇，陳映真坐牢後《賀大哥》至《忠孝公園》的十一篇不在他們的算計之內，這些篇什在他們看來篇篇意識先行，篇篇面目醜陋猙獰，雖不忍卒睹為了研究只好勉強吞嚥。

現代主義是一門怎麼樣的專業學問。寫家既然不同意陳映真對現代主義的批評之聲，卻讚美陳映真早期的小說為最優秀的現代主義作品，這個矛盾蹊蹺關聯的並行不悖，寫家可願為閱眾解惑。

最愛調侃各色拼盤現代主義的吳耀忠，早早撒手塵寰離群索居隱在了墓地，如今他逝往的種種剩下一方大理石，專事八卦的流言家趁其不備偶爾撥潵幾滴渾水在他身後，渾水幾滴殘顿在大理石表面瞬間蒸發，歸於烏有。他不可能從墳頭伸出手，堵住流言家的鬼說，鬼說的茶餘飯後，鬼說的自生自滅，鬼說最終轉返鬼說原初流言家舌尖上的黑幕重重。

派發主義帽子的先生，不用多事，給畫家吳耀忠派發莫虛有的荊冠。吳耀忠的額上緊緊戴著一頂與他的頭圍尺寸相符，唯一一頂現實主義的橄葉。現實主義的藝術信念與實作，帶給他半生的災厄與困憊，現實主義與他同命遭難。

「達達不是什麽，達達就是達達。」這一組達達主義的宣言，是從前耀忠與我見面時的招呼語，耀忠過世順手拎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