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像一條大河，奔流不息。作為看客，往往我們關心的只是時代的弄潮兒，看到的只是激流處轉瞬易逝的浪花，而忽略了隱沒在河床下的堅石，那是平民百姓有血有肉的社會生活。近日來，隨著洪秀柱以高達46.2%的民調成為代表國民黨競逐2016年大位的候選人，在跌破眼鏡之餘，所有人都被迫要調整自己的視角，從訕笑到怒罵者有之，從隔山觀虎到無措手足者有之，從勉力而為到心存僥倖也不乏其人。雖然，國民黨在明年大選能否賡續其政權尚屬未定之天，但洪秀柱的出線卻意味著國民黨的一個重大轉折，它標示著後蔣經國時代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的終結，也是國民黨垂衣拱手、三敦四請的政治文化的結束，是危機但也是國民黨轉型的契機。 

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面對的是美國戰後第二次東亞戰略的轉型，是從大陸防線和第一島鏈對中國與蘇聯的軍事對抗，轉型到「聯中制蘇」，以自由貿易和遏制政策作為戰略手段的和平對峙。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外部的危機提供了將經國開明專制政體登台亮相的契機：在經濟上，大搞第二次進口替代，以「十大建設」建構出「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的重化工業體系，牢牢掌控金融、交通、電信與一級加工的戰略管制高地；在政治上，培養技術官僚體系、拔擢本土政治人才（催台青），通過資源下放攏絡地方派系，形成上層權力集中、下層相互制約的扈從結構；在文化上，全盤接受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思想改造，形構出「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識形態主流。

這種在威權體制下，通過高度國家投入、結合跨國資本和民營壟斷資本來帶動經濟增長的「依附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確實在「美元／黃金匯兌體制」崩解的冷戰後期，幫助台灣社會渡過幾次石油危機，也實現了資本積累和集中，讓台灣擠身新興工業體之林。但隨著九〇年代蘇東波轉軌、冷戰對峙時代的結束，美國在全球範圍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首要沖擊的就是掌控經濟管制高地的黨國資本，排除一切阻礙資本與商品自由流動的人為障礙。因此，以李登輝與民進黨聯手執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就是要剷除打造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經濟基礎，用「本土化政策」來篡奪並重新包裝「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識形態。

二十多年來，國民黨的危機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一方面，受制於「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領導階層無力於抵抗美國的外部壓力，以及民進黨所代表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不斷的自我解消對資源與經濟領域的控制力；一方面又沈湎於蔣經國時期高度權力集中的黨國一體化，將黨內奪權視為是掌握政權的前提，熱衷於宮廷內鬥而忽略了人民利益與感受。後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少了黨國資本利益均霑這個物質基礎，黨內三大成分（技術官僚、催台青和地方派系）就擰不成一股繩子，不但形成不了力量，還互相排擠，互相傾軋，提供了李登輝從內部進形分化的條件，也創造了民進黨在地方上蠶食鯨吞、招降納叛的可能。

國民黨另一個深刻的危機，來自於它和人民社會生活的脫節。親美反共，企圖依附在美日軍事同盟羽翼下延續政權的意識形態，使得它始終不敢拂逆老大哥的意志，不但在後冷戰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錯失先手，逐漸喪失在東亞分工中的優勢地位，在屢次的對美貿易談判中，也不斷的以開放農產品進口來換取半導體產業出口的利益，導致城鄉發展傾斜、農村破產，半數良田休耕廢耕的窘境。土地改革之後，好不容易取得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原本是國民黨政權堅若磐石的政治基礎，如今都成為民進黨的曩中之物；而伴隨著依附型國家資本主義的衰微，其發展政策所帶來的諸多負面再也無法通過高速經濟成長來掩蓋，環境惡化、階級世襲化、產業空洞化，金融壟斷化，加上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失守，青年人在國民黨的身上看不到未來，必然將怨氣都指向它的長期執政。八〇年代後活躍於社運領域的政治人才，足足有一代人都走向它的對立面。

坦白說，上述的結構性危機絕非洪秀柱一人之力所能逆轉，就算傾全黨之力，也不是一時半刻就能翻轉過來。造就洪秀柱現象的，並不在於她有多少的進步色彩，而是群眾對國民黨醬缸文化的厭惡。也就是說，洪秀柱的民調有多高，未必能說明她的支持度有多少，但絕對可以說明國民黨中央脫離它的支持群眾有多遠。從長期而言，洪秀柱能夠擺脫後蔣經國時代維持國民黨權力基礎的技術官僚、催台青與地方派系等三大支柱的糾葛而異軍突起，並且在兩岸問題上跳脫「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偏安思維，直白的主張「兩岸簽訂和平協議」，確實是對國民黨傳統的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挑戰，也提供了國民黨反省和自我改造的契機；但就短期來看，洪秀柱也還是國民黨無法回避的選擇，畢竟在2016年大選，國民黨最終能倚靠的還是都市中產階級與中智階層對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發展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