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錦南

一如18、19世紀歐洲人給北美洲印第安人帶去的「文明」，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日本殖民當局首先帶給台灣人的「文明」，正如日本自由主義者福澤諭吉所說：「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

其後，未被殺絕的「殖民地土著」則生活在基於滿足殖民宗主國利益的掠奪與教化環境中，長達半世紀。台灣人必須服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意志，而成為日本帝國的米糖生產勞動力。備受推崇的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台灣驅策稻米生產量的技術專員；台灣農民因此在「三年輪作給水法」的控制下，失卻耕作選擇的自由。

至七七事變前夕，台灣人在更嚴酷的戰時基地體制下，開始成為日軍擴大侵略東亞各國的軍工勞動力和兵源之一。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二戰期間被日本徵召或志願為軍伕、軍屬、軍人的台灣青少年，共有207,183人。另有難詳其數的台灣女性，成為日軍性奴隸。在那種酷烈的戰時殖民環境壓迫下，有人慨然前赴大陸參加抗戰隊伍，有人冒險堅持漢文化傳承，有人面從腹背地默默偷生；當然，也有人響應皇民化號召，而成為皇民或皇軍家庭。這與大陸對日抗戰期間的社會概況相似，只是台灣的前皇民或前皇軍後裔卻可以在戰後坐上總統、市長、院士等高位。

然而，「殖民地土著」的總體表現還是沒令日本殖民當局滿意，《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就指出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換言之，日本殖民當局認為台灣人並未全面屈從自己的「文明」。在去年台北「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談會」上，曾經武裝對抗國府軍的陳明忠老先生還直指二二八元凶是日本帝國主義。

但因為內戰，「領導八年抗戰」又倉皇敗退台北的國府為了鞏固政權的需要，卻反過來組織侵華日軍成立「白團」。並糾合原附日仕紳、地主、買辦、保正、三腳仔……等，位居台灣社會與心理結構的上端。換言之，內戰遺留的背景和體制庇護了島上的天皇遺民。迨「耕者有其田」的仇家成為過去，天皇遺民又借民主、自由、人權等「文明」包裝來聲張反共，以抵制另一個「耕者有其田」的冤家。

當中國不斷崛起壯大成為一個趨勢時，台灣皇民更需強化反中親日的表演，以對抗自己的棄嬰焦慮，這已無關日本天皇是否真當他們是子民。「殖民高級論」在全球前殖民地不算罕見；罕見的只是，「殖民高級論」的主體成為前殖民地的統治階級。可見內戰遺留對台灣的影響，並不亞於殖民創傷，甚而與擴大及延長殖民創傷互成因果。10年前有人宣傳：「從歷史經驗來看，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所面臨或反抗的對象，往往既是外來文化又是高文化，包括日本據台實行的殖民統治，以及戰後國民黨的新殖民統治。」

但如今看來，「殖民高級論」卻又不適用於「戰後國民黨的新殖民統治」。他們說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比大陸好，越南的文明也比大陸高，就因為大陸沒全面被歐美日「殖民統治」過。簡言之，「去中國化」的殖民統治才是他們眼裡的「高級」和「文明」。尾崎秀樹說台灣人患有「某種潛在的祖國喪失和白癡化」，是「精神上的荒廢」；那麼批評大陸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是「中國威脅論」，就不得不是這種精神荒地上的一聲亢奮。

反殖民鬥爭與追求民族復興長達175年的中國人，越來越不明白自己成了「殖民高級論」的真正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