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方遠
大陸媒體人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聚焦中國大陸的霧霾空汙，成為一時的話題，台灣也不例外。其實台灣觀眾對《穹頂之下》的內容應不陌生，早在2006年就有美國副總統高爾參與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還有2010年陳文茜製作的《正負2度C》，這三部片無論在主題、手法與宣傳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保護家園是人類最素樸的關懷，但當我們轉身去看這三部片背後所透露出的脈絡時，不只是有「環保」的單一論述，還包括了大陸學者呂新雨所指出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我無意去論爭柴靜其人其片，但我們必須理解環境議題不能只有「加害」與「受害」的二分法，抽離人、資本、政治與歷史之後，環境就成為真空的存在。以台灣的經驗為例，環保運動可以上溯自80年代的黨外時期，當時以左翼力量主導的環保運動正是看到問題背後的核心在於跨國資本的壟斷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地區的公害輸出，因此將抗爭的對象上升到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及至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台灣，政府不斷「去管制化」，「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被長年盤據政經高位的親西方官僚菁英引進島內，致使思考與行動不斷的個人化、零碎化。環保運動抗爭的對象與底線只能隨之退縮，單一的個人被環保道德所綁架、囿限，而真正在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資本家反而全身而退。
碳政治成為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其實是一個陷阱。圖為美國總統歐巴馬2009年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表講話。（網路圖片）
台灣運動的經驗恰可說明，環境問題不可能脫離內外政治的影響，缺乏政治思考的環保運動只能淪為宗教式的自我催眠。對內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兩難其實是一個圈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要壓制開發中地區向上爬而設的路障。要破除這個迷思，長年被台灣學界忽略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他的理論就顯得格外有價值。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烏托邦，要確保市場合理的運作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國家的干預其實是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條件。波蘭尼也認為當一個國家往自由市場急速轉型勢必會造成災難與破壞，同時就會激起社會以自我保護為目的的反向運動，並且體現在國家的立法手段，保護人與自然環境不受到傷害。波蘭尼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發展與環保並非相斥的，關鍵在於一個不受資本左右的國家對社會進行保護。
走不出新自由主義框架的台灣，信仰「小政府」（太陽花之後「無政府」傾向更是甚囂塵上），對於波蘭尼的理論肯定不屑一顧，此時或應理性虛心地看看大陸近年來的對策。大陸2011年出台「十二五」規劃，特別增加了氣候變化指標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大幅降低碳排放、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森林覆蓋率；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今年1月便實施被譽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宣示以最嚴格的法律應對最嚴峻的形勢。不可否認大陸的環境問題還很嚴重，但大陸的環保投資佔GDP比例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台灣對於大陸霧霾空汙或有非議，但大陸以國家公權力在落實綠色轉型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外而言，「碳政治」已是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人類的穹頂只有一個，穹頂遭受破壞絕非一時一地使然。回顧歷史，自1800年至2010年北方國家（美國、歐盟、日本等）的CO2累積排放量都超過全世界總量的一半，但當前矛頭卻指向發展中的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這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指責。大陸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曾明白揭露，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就是陷阱，他們定了一個大蛋糕，並且自己先切走其中最大的一塊，剩下的一小塊再分配給佔世界人口多數的其他國家。
丁院士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他說環境問題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環保最終取決於文化與文明的包容性，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面對自然環境，沒有人應該享有特權，與西方帝國主義並肩而行的口水謾罵，失卻歷史與政治的視野，完全無助於人類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