挾帶著勝選20萬票的超高人氣，台北市長柯文哲剛剛上任就展現霹靂手段，在象徵節日歡慶氣氛的聖誕燈飾還高懸樹梢，就立馬拆除了忠孝西路的公車專用道，並雷厲風行地展開一連串的空間革新，除了限期拆除226戶老舊違建並建立議員請託案的SOP外，還要求北宜直鐵改道、揚言拆除松山機場打造服膺都市中產階級城市想像的「中央公園」。這種被媒體戲稱為「急診室新政治」的柯P新政雖然廣遭熱議，成效如何也有待觀察，但是一掃公務機關等因奉此的沉痾舊疾，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只不過，市長室畢竟不是手術室，手起刀落，治病救人是外科醫師的本色，如何讓台北市成為一個可以讓百行百業、各種社會階層都能安身立命、長居久安的宜居城市，才是身為市長的本事。

台北市得天獨厚，從1858年中英法天津條約開埠通商後，就取代以米糖經濟為主的嘉南平原成為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開啓了人口移入的歷史。上個世紀五、六〇年代，伴隨著農村破產與都市工業化，一推一拉，大量的人口從中南部農村梟集到以台北市為首的北部城鎮謀生，形成以萬華為中心，沿著三重、蘆州、新莊、樹林、板橋、土城等工業帶呈扇狀分佈的違章建築棚屋區，作為移居人口暫時的棲身之所。處於都市周邊城鄉交接部的違章建築棚屋區，向來被稱為都市之瘤，是貧窮與犯罪的淵藪，但其對工業增長，乃至於總體社會再生產的作用與貢獻，卻經常被略而不談。根據美國學者卡斯提爾的研究，八〇年代　以前台灣的資本積累率，有30%基本上是由非正式經濟部門所貢獻，而這些處於超強剝削下的底層勞動者，絕大多數就是棚屋區裡的住戶。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相當複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與戰後台北盆地工業化過程的空間區位與人口變遷有關。由於勞力密集工業集中在淡水河西岸的新興市鎮（新莊、三重、板橋、盧洲）一帶發展，吸引了大量北上尋求就業機會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這些勞動人口雖然進入了現代工業部門，有相對穩定的雇佣關係，但在「低糧價、低工資、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下，他們必須尋求廉價的住宅與生活資料供應部門；與此同時，部分未進入產業部門的移居人口，就集中在萬華一帶從事批發零售和生活服務（如飲食攤販）等經濟活動，其服務的對象大部分是淡水河對岸的產業工人。以萬華老松國小為例，全盛時期全校計158班，學生數達11,110人，創班級數和學生數全球最高紀錄，其中有半數以上就是居住於違章建築區的移居人口。

住宅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主要場域，是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組成部分，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有關住宅問題的家戶支出（不管是租賃、購買或是職工宿舍），毫無疑問應當屬於工資的範疇。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雇佣勞動下，住宅的消費本來就內蘊在勞動力商品的價格當中，用以確保勞動力的生產以及再生產，從而確保這個以資本積累和擴大為內在規定性的社會體制運行不悖。表面上單純的空間佔有形式（所有權或使用權，合法或非法），實際上就不得不涉及真實的經濟活動。因此，在探查台北都會區違章建築的同時，不可避免的要將問題導向勞動參與的性質與形式，藉以考察到底是在怎樣的經濟趨力下，移居人口必需以犧牲住宅的家戶支出作為其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手段。

陳水扁執政期間，由於台北市房價騰貴，加上製造業蕭停，一度成為人口外移最嚴重的地方，外移人數近10萬人（約3萬個家庭）；近年來，由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商品流通與金融服務業為主的城市服務業成為主要勞動形態，加上城市住民需要更多低廉的勞動力來補充家庭原子化以後逐漸失能的家務勞動部門，導致人口有再度集中跡象。廣布在台北公寓大樓頂層的違章建築群，其實是中下階層，特別是都市服務業底層勞動者必須在城市中心區就近居住無法離開，卻又無法負擔房價、租金飆漲的表現。解決違建戶的公安問題，如果一味地依靠外科手術室的拆除手段，卻沒有完善的分配政策以及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和「公共交通公益化」作為補充，違建戶的大規模拆除不但是把底層勞動者從這個都市驅趕出去，嚴重阻斷了家務服務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也必然危害都市中產階級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

我們不反對柯市長對違反公共安全違建戶進行強制拆除，我們所擔憂的是柯市長所代表的中產菁英對建設一個乾淨、優雅、細緻、安全卻排斥底層勞動者的都市想像。或許，違章建築確實是現代都市視覺上的盲腸，但是它是社會保障體系滯後的產物，也是社會再生產不可會缺的環節，任意的割除未必就能讓這個城市永保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