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七〇年代開始，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就一直活在債務危機的噩夢當中。為了發達民族經濟，擺脫貧窮落後，六〇年代在國際信貸機構的慫恿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大肆舉債投入資源密集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人們都樂觀的以為，只要能搞好進口替代和實現出口創匯，便足以償還代價昂貴的國際貸款，卻沒有想到這才是一連串噩夢的開始。債務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IMF結構調整方案，許多債台高築的發展中國家不僅賣光了地上的國有資產，連老祖宗留下來的自然資源也典當殆盡，更引發國內大量的社會問題。然而，這種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的惡性循環，或將因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基金的成立而宣告終止。7月15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磚國家簽署《福塔萊薩宣言》，共同出資在上海設立開發銀行總部，並由中國牽頭提撥1000億美元成立應急基金。它是二戰以來，第一次有集團國家在國際金融秩序上，對美國所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提出挑戰。

1973年和1978年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加上高投入、低效益的結果，導致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巨額逆差，只好忍痛舉借年利率高達15%以上的短期借貸來償還中長期債務的到期本息。以債養債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餘額從1976年到1990年累加達到1.341萬億美元，是其當年出口總額的187%。更嚴重的是，沈重的本息負擔，導致國際間的借貸資本反過來形成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淨流出的局面，單單是1988年，其淨流出的金額就超過500億美元，流出去的遠比借進來的還多。全球性債務危機的爆發，不僅嚴重的衝擊著發展中國家，也制約了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有鑑於此，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1990年邀集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美洲開發銀行（IADB）和美國財政部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開會，提出了一個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為要義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旨在為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

問題是，依託在布雷敦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就是支配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霸權機構，其目的就在於維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發展中國家想要藉由它的援助來擺脫困局，根本就是緣木求魚。根據「華盛頓共識」的要求，債務國必須削減赤字預算，實施私有化工程，才能得到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貸款」。以墨西哥為例，在大量裁減政府人員、削減教育及福利預算的同時，還必須借助外國資本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並單方面的廢除貿易壁壘，以實現資金和貿易的自由流動。其結果就是大批墨西哥的民族企業垮台，並承擔高失業率、貧困化與社會兩極分化的苦果。25年來，在「華盛頓共識」的催逼下，傳統南北差距加速惡化，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和印度等國更是重災區。

相較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提供的金融援助，通常都會要求相關國家開放某些敏感的經濟領域，並附加其它的政治要求，不論親疏遠近。例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後，IMF給韓國提供貸款的條件就是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以方便西方跨國資本趁火打劫。與此相反的，甫宣布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並不會附加不平等條款。它將致力於兩項任務：一、對成員國進行基礎建設投資，推動成員國的經濟發展；二、設立應急基金，保障成員國的金融安全，當一國遭遇金融危機（受金融攻擊時），出手相助。一般估計，金磚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旦加入這樣的組織，不但能獲得不附加出賣經濟主權條件的投資，還能分享金磚國家的巨大市場，同時還享有應急基金所保障的金融安全。

金磚銀行的建立，既是發展中國家對西方霸權體系失去信心的產物，也是適應金磚國家自身發展需要的舉措，它不僅將可彌補世界銀行和IMF的不足，也可以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想像，更可以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條件。當然，今天如果我們據此就宣稱國際金融秩序已經進入「後美國時代」，恐怕是為時尚早的過度樂觀。但是，金磚國家依循著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在打造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模式的、以包容性發展和互惠互利為基本前提的國際金融貿易新秩序，對於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來說，不但是對當前充斥著地緣政治壁壘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反撲，也意味著數十年來IMF結構調整方案噩夢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