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反服貿運動揭示的民主面貌

■ 王錦南

滋養服貿議題膨脹成島內超經濟妖魔，是台灣特有的民主政治生態使然。(翻攝新聞畫面)

研究歐美民主的社會學者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說，民主的危險來自兩方面：「一是民主政策機構存在缺陷；二是公民對自身權利義務的理解和實踐存在缺陷。」而民主政治，恰恰是台灣成為全球旁觀者們的反面教材之後，唯一還被內部對外示驕的成就。

經濟學者林毅夫說，台灣落後韓國，是政治因素。反服貿原是台灣反對黨炒作起來的政治議題，它已不是用經濟供需規律的解釋就行；作為政治議題，反對黨及執政黨內部反對派所要閃避的，恰恰是經濟解釋。這時候的台灣，曾經家喻戶曉又半生不熟的「全球化」，早被政治話語和片面報導拋諸腦後，再多的公聽會與說明會也屬枉然。升高對立的對話，才是反對運動需要的新聞效應；而這種新聞效應，又是台灣輿論在政治上壁壘分明的寫照。

滋養服貿議題膨脹成島內超經濟妖魔，是台灣特有的民主政治生態使然。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服貿協議本毋須如此大費周章；但在政治高於法治的台式民主機制下，一個不對等讓利的協議，淪為島內政黨乃至派系鬥爭的材料。為了成就某種民主形式，竟失卻民主的實質──如何體現人民需要。比照去年的台日漁業協議，並不存在日方讓利，甚有日方得利之嫌；但協議生效後，至少發生5起台灣漁船被日方抓扣事件，卻不見「反對派」發聲造勢。所謂朝野政黨協商，所謂黑箱作業，為何取捨標準不一？所謂公民不服從，所謂街頭民主，為何不是普世價值？

學舌西方話語，只好移植西方話語的基因。西方民主預設人權是絕對的，人是理性的，其實踐方式就不免搞對立。在外部找不到對象，只好從內部分裂，自製一個威權與專制的對象來反抗，並將這種人為的對立模式透過民主話語合理化，形成威權專制起自民主內部的循環怪圈。選舉主義民主在台灣實踐的結果，是接連自製獨裁、貪腐、失能的對象來進行「公民不服從」；於是不服從成為公民的民主職業，「民主」成為社會處處都是燃點的理由。誰也不必服從誰，導致多數尊重少數的不必要；迨鎮暴成為「保護民主」的非常手段，其實是因果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種內耗式的民主怪圈，即使在當今許多西方國家，也被其折騰到乏力乃至破產。移植西方民主的亞洲國家，則多是水土不服，運轉失靈，例如中東，以及俄羅斯以外的前蘇聯加盟國。日本也許是個例外，但由於美國因素，使日本自認是個「不正常國家」；台灣也許嚮往那種「不正常」，起碼它還是個公認的「國家」。於是，近30年的經濟低迷、社會撕裂、文教衰頹、薪資短缺等民生問題，悉在國家認同與對抗的政治動員下被壓抑住。台式民主政治非但不能改善民生經濟，反而是島內民生問題的病因。

兩岸服貿議題的失焦與鬥爭，既是透過公民運動和話語，來替代台灣人對民主政治集體沮喪的方式，也是島內中國焦慮的病灶。否則，馬英九任內超出183億美元的對美軍購，當鬧出更相應的動靜，而非公民馴從。

當然，以大學生作為這波公民運動的主角，是一步好棋。若以政客現身，新聞畫面的負效應較大；而知青入鏡，有形象加分，有同情加持，這就是台式民主的程度。被現代訊息科技輕易集結起來的學運，新潮、激情、個性化的言語和行為，本就不是從實體社會出師的模樣。其集體意識，或不乏群體關懷，但更多的是個人權利受害恐懼的同質性反射。寬容他們，聽從他們，是他們想像的公民社會圖景。

在「去中國化」和舶來公民課教育下成長的新學運世代，不同於「野百合」，不同於「壓不扁的玫瑰」，不同於「碧血黃花」。輕易與百多年前的三二九青年相提並論，那是對「革命」一詞的歷史誤覺。

「太陽花」不願背負沉重的包袱，一如他們面臨刑拘時不願付出沉重的代價，而把責任推諉給「犯罪的政府」。他們熟悉「複製─貼上」的作業系統和生活捷徑，去年以街頭運動輕易換得諸如軍審法之類的更替或建構，讓他們當中的有識者看穿民主政治顛覆民主法治的邏輯。以後只消「依樣畫民主」便可收攏叫陣資本，那似乎比勞力傷財的選舉儀式還簡便又速成。至於日後換黨簽下類似兩岸服貿協議的可能，那並不屬於他們的反思範疇；解構，或許才是他們唯一的道德思考與正義論述。

然而，攛掇新學運的政黨可能面臨一種兩難困境：既要利用公民運動贏取執政權，又要避免公民運動傷及自己的新威權。畢竟在台灣的民主解釋裡，公民運動隸屬於反對運動才具有正當性。可藍綠皆不願成為永遠的反對黨，票決民主與政黨輪替是他們的政治生肖，他們遲早成為公民運動的不服從客體，除非這撥公民只是特定政黨的順民。如此一來，台灣社會「複製─貼上」西方民主內耗對立的宿命，將是全球華人的共同借鏡。

有趣的是，仇共反中與拜美親日，乃是國、民兩黨共構的舊時代威權論述，而島內反服貿公民運動卻拳拳服膺這種舊威權意識。看來真正需要公民不服從的對象，許是自己承載著未解放的政治幻覺與思想牢籠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