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照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老街》，高小華，2006年。

一 對中國大陸近三十餘年歷史有較多瞭解的朋友都知道，被認為從1978年年底開始至今的中國大陸歷史新時期，就其開始時推動者的志向來說，是想同時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從歷史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的現在，回頭對照新時期發生時推動者的企望藍圖，與物質文明方面的成就可說順利實現了當初推動者抱負同樣讓人驚訝的，是精神文明方面遠遠出乎當初歷史推動人意料的驚人的不理想。

相比中國大陸近三十多年在經濟上的超速發展，已經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有越來越多的學界人士開始把這一經濟奇跡作為嚴肅研究課題，並把由此將帶出的認知預先設定為理解當下中國、想象未來中國的不可或缺的視角，中國大陸在精神文明方面越來越嚴酷的現實，雖然在實際生活中困擾著中國大陸絕大多數人，卻少有人真把它作為重要課題來研究思考，少有人把它作為要深入把握中國大陸近幾十年歷史和現實必不可少的理解、審問視角。

也就是，一方面當代中國大陸越來越嚴酷的精神、倫理、心理狀況，及作為這一嚴酷狀況尖銳表徵的極端事件的不斷出現，使得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常常被談論，另一方面，卻由於少有人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課題進行認真研究，使得這些談論的認知價值極為有限。

比如，很多人把今天中國大陸的精神、倫理困境，解釋為共產黨只抓經濟不抓精神倫理所導致，卻不知這種解釋不合歷史事實。中國共產黨有注重抓精神、思想問題的傳統，這一傳統在文革後仍強力存在。比如，198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便把中共其時迫切要實現的三項重要任務中的兩項，規定為致力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在可說是黨和國家最重要的文件中把三項重要任務中的兩項規定為和精神、倫理直接緊密相關的課題，還說共產黨不注重精神、倫理問題，怎麼說得過去呢。而此後中共領導人把黨風問題反復表述為攸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言論更是不絕於耳。因此，說新時期共產黨對精神倫理問題不重視，遠遠不如說他們重視，但卻不知道如何重視才能有效改善此方面狀況，更符合歷史實際。

而共產黨對道德精神問題的關注所以不能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道德困境有效，和他們不能對當代道德精神問題的形成給予真正歷史具體的分析有關。比如，在文革結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會把當時黨風和社會風氣狀況不理想籠統歸為文革的影響，而如此籠統的回答，便會自覺不自覺地以為只要批文革、去文革就會對社會道德、社會風氣的改善非常有益。比如，隨著時間越來越遠離文革，隨著新時期的展開，黨和國家政治、經濟觀念與規劃越來越告別文革，但黨風、社會道德、社會風氣仍不見實質好轉，從八十年代上半開始，共產黨便越來越把黨風和社會風氣不理想主要歸為——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個人主義等當時被統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氣和觀念帶來的影響，而這種籠統的認識歸結，又實質上等於把社會道德、社會風氣的改善過度轉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警惕和批判。

這樣的問題認識，當1992年後中國大陸越來越開放，「與國際接軌」頓成時代觀念、感覺主潮時，顯然會一方面使再大提資產階級自由化讓人感覺不合時宜，感覺在自相矛盾，另一方面隨著對世界瞭解越來越多，中國人也越來越知道，大多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社會風氣、社會道德方面不僅不像先前中國大陸人所以為的那樣不可收拾，且多數社會在社會風氣、社會道德表現上相當讓人羨慕。而正是這樣一些時代-觀念機制一起，讓九十年代很多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大陸政府內很多人）開始把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更多寄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方面，盼望隨著經濟的順利發展，中國人「倉廩實而知禮節」（以為經濟富裕後人們自然不再過度關注物質利益，而一定會把相當注意力轉向行為端正和加強身心修養）。而這樣一種觀念-感覺狀態，自然讓九十年代共產黨有關道德的思考更轉向現代化思路，就是認為現代化經濟發展本身具有道德效能，這效能再加上和現代化發展配合的更多現代教育、現代觀念熏陶，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便可相應被解決。如此這般感覺-認識，當然會使這階段有關當代中國大陸精神、道德問題的理解、思考，被過快、過度、過直接回收到如何使中國大陸順利現代化這一問題視域中，就是自覺不自覺把大力發展現代化、現代教育，直接感覺乃至理解為在面對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

但中國大陸90年代以後的現實恰恰是對這一感覺、理解邏輯最尖銳的挑戰。如此說，是因為中國大陸近年歷史所尖銳表現的，恰恰是現代化進展順利的另一面並不是道德的改善，而是道德、精神狀況越來越讓人困擾。也正是這一越來越尖銳、鮮明的時代困局，逼迫進入21世紀以後的共產黨不得不在現代化之外重新審視道德、精神問題，並先後提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等新的論述、措施來應對困境，但和這些論述、措施並行的，仍是現實中精神倫理狀況越來越讓人不安，眾多精神、倫理現象越來越讓人困擾。

相比中國共產黨關於精神、道德方面問題的思考，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有關思考看起來常常更開放，更多樣，乃至更批判。不過，若深究其實，就會發現，表面上的開放、多樣、批判，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的有關思考就更有效。

比如，相比八十年代共產黨更多把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問題歸為資本主義不良方面的影響，八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大陸知識界主潮的新啓蒙思潮，則更把有關問題歸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人沒有經過真正的現代化、現代觀念蕩滌。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大規模鋪開後，中國共產黨很多人實際上可說是以不那麼公開、明顯的方式，接受了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新啓蒙思潮關於現代化有助於道德、精神改善的理解，同時期的知識界則因立場分化，對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狀況問題給予著相當多樣的回答。比如，左派知識分子主要強調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觀念等對中國社會道德、倫理問題的影響，也就是把中國大陸當代的道德、精神問題主要歸結為資本主義問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把當代中國大陸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問題主要歸結為權力腐敗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中國大陸的政治、行政權力所以腐敗，是因為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使得權力執掌者不受制約，而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樣，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便主要被解釋為政治制度問題，特別是一黨專政問題；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則認為中國大陸今天的道德倫理困境，主要由於晚清以來一波一波激進思潮對傳統的衝擊和破壞。這樣，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的解決便主要被理解為傳統的復興問題，特別是突出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儒家傳統的復興問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則強調中國大陸今天的道德倫理困境，主要是由於民族自信心的喪失、民族認同的失落，這樣，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便被快速解釋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恢復問題，國家民族認同的塑造問題。

比起這些很大程度上直接將自己立場外推的關於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的回答，1993-1994年的人文精神討論雖然在其開始時並沒有直接深陷這類邏輯、立場預設，但由於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那些討論者，沒有同時提供——可深入當代中國大陸相關真實經驗來討論當代中國大陸精神、身心問題的——認知、思考途徑，仍使這一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人文精神討論，很快轉向因為中國沒有宗教，故中國人缺少終極關懷這樣一些論說、討論路徑，從而使得這次人文精神討論雖然一時引起的共鳴強烈且廣泛，認知上的收益卻相當有限。

就是，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無論是國家、共產黨還是知識分子，他們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困境問題的回答，看起來頗多樣，而且常常在調整、變遷，但實際上這些回答彼此間卻有著致命的共通點，就是都沒有對有關歷史作認真、深入的考察與分析，便直接給出著他們關於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倫理狀況問題的解釋與回答。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沒對有關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與考察，我們能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精神倫理問題給出深切有力的把握和回答嗎？！

二 不能！

我近年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的努力研究讓我深知這一點。

而確定這一點，同時也便意味著：要深刻地把握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一個回避不掉的工作，就是必需深進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現實內在，去認真體察、理解深切內在於此歷史——現實的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經驗。

而要有效深進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現實內在去理解、把握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課題，就要從那些最能幫助我們突破我們現有認識、理解狀況的經驗環節點入手。

比如，在我近年嘗試從歷史的角度把握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的研究中，我便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要想讓自己的有關工作能進展得深入，一個躲不開的關鍵環節就是必需細心面對毛澤東時代和其後有關歷史的複雜關聯。就是在看到毛澤東時代歷史挫折所直接帶給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精神狀態的不利影響時，還必需同時看到，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所以表現為如我們所見這樣一種樣貌，毛時代的直接影響外，還和文革結束後，無論是一般歷史當事人，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把握和思考其時的精神史問題緊密相關。也就是，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所以形成如我們所見的這種樣貌並不是歷史必然，而是歷史和歷史中的我們的觀念認識狀態，以及此觀念認識狀態所推出的實踐，共同結合起來才產生出的結果。

這樣，以對這一對接下來精神史構造形成具根本規定位置的歷史-觀念-實踐環節的細緻澄清與分析作前提，我們才會真的完全放下——那些聽起來振振有詞，實則會讓我們與有關歷史-現實擦肩而過的——那些觀念邏輯，才可真的明瞭接下來諸多歷史事件和觀念嬗替所帶給此精神史的，為甚麼會是如我們所見這樣一種歷史演進。

而這也是1980年席捲了一代人的人生意義大討論，也就是「潘曉討論」為甚麼特別重要的原因。因為1980年的「潘曉討論」最清楚地呈現著其時有較強意義充實感需求的青年們精神狀況的兩面性：一方面是苦悶、虛無、破壞性的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對這種狀態的強烈不滿、不甘，對意義感明確、強烈、飽滿人生的充分渴望。而與這一兩面性所對應的，便是其時精神史可往建設性也可往破壞性這相當不同兩個方向發展的歷史可能性。就是，「潘曉們」看起來決絕的虛無感下面，是熱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義激情，是對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高度企望。而認識清楚此點，就意味著時代要真具建設性地面對潘曉的問題，就必需認真思考：如何在順承、轉化此寶貴的理想主義激情，為此理想主義激情找到新的穩固的支點的同時，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義的挫折所產生的強烈虛無感、幻滅感及其所對應的破壞性能量和衝力。也就是，潘曉來信所反映的時代精神狀況，表明該時代實處於關係到今後精神史基本面貌走向的關節位置。

但可惜的是，在當時潘曉來信所引發的討論中，不論是一般討論參與者，還是其時的知識分子人物和代表國家的政治人物，在初步意識到潘曉來信所傳達問題的重要性後，都未能更進一步對潘曉討論所透露的——歷史挑戰的關鍵處何在？歷史機遇何在？——這些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而這當然又會影響身處這一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關節時刻的人們，對這一精神史節點進行緊貼歷史可能性的建設性的把握和思考。

而一旦我們對「潘曉討論」這樣一些結構性內涵毛澤東時代和其後複雜關聯的精神史節點，在認識上有突破性進展，我們再審看這階段直觀看起來跟中國大陸新時期精神史面貌沒有直接關聯關係的變革，比如，1977、1978兩年中有關科技、管理、分配等問題的再認識、再規劃，有關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規律等的新理解、再認識，等等，才會有不同的體會和視角，才會犀利發現這些變遷所引發的精神、倫理、日常生活後果。

而只有對這一時期的這些歷史-觀念環節都有著深入理解和細膩解析，我們才能真正準確、展開地認識：文革後的精神倫理問題和毛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歷史風土是如何關聯的，和文革後人們在重新規劃此歷史時的觀念狀態、規劃方案是如何關聯的；才能穿透性理解：很多在新時期推動者那裡自以為是在為中國大陸負責任的觀念推動和現實規劃，其實際精神史後果為何；才能更痛徹認識：中國新時期國家和知識分子有關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的理解，跟此歷史中人真實遭遇的精神倫理困擾實際，常常是多麼隔膜，多麼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