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二二八」，台灣社會的政治菁英，不分族群、黨派、立場總要陷入某種集體的焦慮與亢奮。任何的「風吹草動」通過不同的詮釋與裁剪，總是折射成現實世界的鬼影幢幢，歷史的悲劇基於不同利益盤算，總被召喚成政治角力的刀光劍影。人們在歷史的事實中「各取所需」，一次又一次地撕裂這個民族內部不曾癒合的傷口，今年當然也不例外。

2月28日，王曉波在和平發展論壇「紀念二二八67周年座談會」的發言，旨在說明蔣介石政府軍政體制的殘暴性才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它不只在台灣殺人，在大陸也殺人，殺更多的人；它不只在台灣被打，在大陸也被打，最後在1949年被打到台灣來。因此，「二二八事件」的根本性質是官逼民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與省籍衝突無關。不幸的是，一句「蔣介石在大陸清黨就殺了40萬人，二二八，家屬主張殺了2萬人，那麼2萬人相對40萬人是小case」被去頭截尾，拿來作為要求撤廢他所主導的「高中課綱微調」的口實，更被蘇貞昌草船借箭，挪用來呼籲選民要在2016年大選中推翻馬英九政府。

平心而論，王曉波是該對他的「失言」負責。任何政府濫用國家暴力屠戮百姓，就算受害的只有一個人，都不能等閒視之，更不該拿數量來作比較。但是，王曉波固然該為自己的言語輕挑向社會道歉，而新聞媒體任意的裁剪放大也有失倫理，政治人物見獵心喜的無限上綱，更不具道德正當性。戒嚴時期，由於政治禁制，真相晦暗不明，「二二八」就如同台灣社會在微弱的燭光下投射在牆面上自身的陰影，距離越遠，恐怖的形象就越模糊，但也越巨大。執政者總心存僥倖的以為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卻忽略了它可以讓人忘卻傷痛，但也可以供人製造仇恨。只要真相繼續晦暗不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二二八」的記憶就越抽象、越空洞，越容易讓人任意的填補內容。

問題不僅在於歷史的事實，也在於歷史的詮釋。例如，「二二八」作為歷史的悲劇，其性質是國民政府接收政策失誤導致「官逼民反」的民變，這是海峽兩岸不分藍綠紅都同意的定性。因此，不管就其起因、過程和當時台灣人民所提出民主與自治的主張，在在都說明了「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民主運動肇始。但是，台獨人士向來將「二二八」視為神主牌，是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其用意在於將官民矛盾的性質折射為省籍對立，將「二二八」定性為「國民黨外來統治集團對本土精英的撲殺」，以方便其族群動員，遂行獨立建國的意志。

再者，不管「二二八」的起因是長官公署金融政策錯誤，通過新舊台幣的兌換，變相掠奪台灣人民的財富；還是為因應國共內戰的運補，造成米價騰貴，民生困苦；抑或是接收官員醉心於「五子登科」的落後思想，貪污腐化、缺乏法治精神所致。這都說明了「二二八事件」的擴大化，是與包含台灣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在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進程中，所產生民族內部分裂和對立的國共內戰有關。台獨人士向來回避作為「二二八」外部條件的內戰因素，孤立的以台灣一島為範圍進行歷史考察，甚至否定從1945年到1949年，兩岸處於民族統一的狀態。如此一來，自然就無法正視悲劇產生的原因，是國民政府的落後性與兩岸社會發展的落差所致，更無法理解這種落後與落差，恰恰是百年多來帝國主義強權揉躪的客觀結果，從而將自身的解放，寄託在整個民族實現民主、平等與自由的解放運動當中。因此，台獨人士只好將希望寄託在冷戰架構的無限期延續，好躲在美日帝國主義的庇蔭下，美其名是追求台灣獨立，實質上是淪為國際反華勢力的「軍事託管地」。

一個甲子過去了，台灣社會還是魅惑在歷史事實的各自解讀，每年的「二二八」，結痂的傷口又要再次撕裂。67年後的今天，我們紀念「二二八」，既不是為了要算老帳，也不是要為當年國民政府所犯下的錯誤塗脂抹粉，而是要用一個更大、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下，總結經驗，尋找出路。我們相信，通過被扭曲的歷史詮釋的導正，通過台灣人民自願自覺地選擇，通過島內族群與兩岸民族內部的大和解、大團結，台灣人民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走出歷史悲情，讓「二二八」成為台灣社會的民主資產而不是精神負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