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期】荷清苑書簡 03.19-04.01

回憶和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1)

訪談紀錄/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荷清苑  logo S3【作者按】滯留大陸的老一代台灣人,口述當年(40年代末)在台灣和大陸的經歷,很能真實反映那個年代的台灣情況和兩岸關係。這個對於我們後生者理清真實的兩岸關係的來龍去脈,是很有助益的。幾年前,我特意給一位曾和謝雪紅相處過的台灣老人做了口述,現在分4期發表出來,和大家分享其中的淚和血。

1936年,我唸台北二中時(現在的成功中學),日本帝國主義正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我們一些學生具有民族思想,都感到很壓抑。當時,台灣的反日運動陷入低潮,各種反(抗)日的組織,活動不是被破壞,就是被取締,一些社會有影響的人被關的不少。一次,一個日本人在公園裡打一個台灣人,正好被二中的兩個同學碰上。台灣學生就上前制止,和這個打人的日本人打了起來。事後,這個日本人到警察局報案。員警就到學校把這個學生抓了。在他的日記裡,員警發現記有「反日」思想的同學的聚會及擬組織「烈星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於是,參加聚會的十多名同學都被逮捕、拘留,其中4人被起訴判了刑。其中一個被關了3年半。我們三個則被關了3年。對這個事情,報紙說是「不良少年」鬧的事。這就是台北的「二中事件」。以後,我離開了台灣,到了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念書、學商。我本想到大陸參加抗日的。但因為「二中事件」的背景,使得我寸步難行,沒辦法成行。

從日本回台後,我就在家屬的公司工作。這時,我和陳逸松經常議論日本帝國主義肯定會失敗的。我們討論到日本戰敗後,台灣人如何辦的問題。當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已禁止教、學、用中文。於是,我們想到日本戰敗後要出刊中文報紙,及組織研究台灣政治經濟改革發展的機構,這就是《政經報》和「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的由來。該報由陳逸松任社長,蘇新、王白淵和我任編輯委員。

鍾浩東和我是有親戚關係。他早年赴大陸,後參加丘念台的抗日團體。抗戰勝利後,鍾協助李友邦(直接受周恩來領導)幫助大陸的台灣人回台。鍾回台後,不做官,就到基隆中學當校長、教書。228事件時,他任台灣地下黨的基隆市委書記。鍾的手下有一些了解國民黨內情的人就知道陳儀已向蔣求派兵,大的屠殺很快就會來臨,就讓我們有所準備,躲了起來。陳儀這個人以為台灣人中,那些在日據時期敢於反抗日帝的,肯定也會反抗國民黨的。他來台灣後,不敢用這些台灣人。同時,他主張重用日據時期的御用士紳,委任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顧問(理番)。日本剛投降後,一些日本的青壯派軍官圖背後控制維持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就找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出來發表「台獨」的聲明。但辜、林、許等也不傻,看到日本已經戰敗了,也就沒有同意。當時,從大陸來了個叫張士德的台灣人,他上過黃埔軍校是李友邦的參謀,官拜上校。當時(1945年9月)台灣還在日本手中,大陸國府還沒有來台,張是隨美軍代表來台了解情況的,而美軍來台是為了了解美軍俘虜的情況,準備接受戰俘的。張來台見了陳逸松,陳逸松告以準備把日本軍官想慫恿台灣一些人搞「台獨」的事情揭發出來。張就打電報給李友邦,李同意用「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的名義,組織群眾反對這事。日本的總督安藤趕緊發表聲明說,沒有搞台獨這事。這個活動以後,台灣人才開始學國語、唱國歌。陳儀和軍統有矛盾,辜林許的這事,以後被軍統掀了出來,以搞台獨的罪名,判了他們一年半到二年多的徒刑。其實,軍統為的是給陳儀難看。

說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李友邦任主任),當時不少台灣愛國、有覺悟的積極人士都參加。台灣人那時候很單純,就知道已經回歸祖國了,祖國政府就是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政府。直到以後報人李萬居從大陸回到台灣,說起國民黨的腐敗,在大陸「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個反動的組織後,參加的人才如從惡夢中醒來,紛紛退出。即使如此,228事件以後,白色恐怖時期,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人就被打死了不少,如花蓮的張七郎父子慘案。

話說鍾浩東回台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因缺乏教員,請我幫忙。但我去基隆中學擔任教員一、兩個學期後就離開了,到台北辦了英文的雜誌(Youth Report)。該刊只出了三期,就發生了228事件。2月27日晚上,陳逸松請大夥吃飯,飯後回家路上,我就看到賣菸女林江邁被打事。以後沒多久,整個台灣成了怒火之島。那段時期,我也全身投入了抗暴的鬥爭。當時,我已和吳克泰認識。228的那幾天,吳克泰就躲在我家的閣樓上,聽廣播、寫傳單,我就幫著散發、張貼。228事件被鎮壓後,我躲了一段時間才敢回家。我在台灣沒有參加地下黨,但我的親戚、身邊的朋友不少和地下黨有關,乃至是其成員。例如,郭琇琮(台北衛生局處長,醫生,地下黨市委書記)就是晚我幾屆的二中校友。以後,我要離開台灣逃亡香港時,檢查身體時見到他,他就知道我要逃離台灣,還向我示了問候的暗號。當時,我熟悉的還有謝娥等。

1948年1月上旬,有位建材商和憲兵四團的一位高級軍官喝酒時,從這喝醉的軍官身上無意中看到228事件一周年時要逮捕的黑名單中有我的名字。他隔不久就告訴陳逸松。陳逸松馬上來看我,叫我立刻離開台灣。於是,我就在1948年1月離開台灣去了香港。臨離台灣時,鍾浩東來看我,說是到了香港可以找謝雪紅(我當時不知道他們均是台灣地下黨員)。鍾浩東以後隨著台灣地下黨的被破壞而被捕了。當時,蔣渭川還出面替他說情。但鍾態度堅決,他看到蔡孝乾被捕叛變後,一批一批的同志被捕、被殺,感到非常難過。他在「感化營」裡被關的時候就寫陳情,說是要離開,意思是準備犧牲就義。以後沒多久,他就被殺害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