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和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1）
訪談紀錄／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台籍教授）
【作者按】滯留大陸的老一代台灣人，口述當年（40年代末）在台灣和大陸的經歷，很能真實反映那個年代的台灣情況和兩岸關係。這個對於我們後生者理清真實的兩岸關係的來龍去脈，是很有助益的。幾年前，我特意給一位曾和謝雪紅相處過的台灣老人做了口述，現在分4期發表出來，和大家分享其中的淚和血。
1936年，我唸台北二中時（現在的成功中學），日本帝國主義正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我們一些學生具有民族思想，都感到很壓抑。當時，台灣的反日運動陷入低潮，各種反（抗）日的組織，活動不是被破壞，就是被取締，一些社會有影響的人被關的不少。一次，一個日本人在公園裡打一個台灣人，正好被二中的兩個同學碰上。台灣學生就上前制止，和這個打人的日本人打了起來。事後，這個日本人到警察局報案。員警就到學校把這個學生抓了。在他的日記裡，員警發現記有「反日」思想的同學的聚會及擬組織「烈星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於是，參加聚會的十多名同學都被逮捕、拘留，其中4人被起訴判了刑。其中一個被關了3年半。我們三個則被關了3年。對這個事情，報紙說是「不良少年」鬧的事。這就是台北的「二中事件」。以後，我離開了台灣，到了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念書、學商。我本想到大陸參加抗日的。但因為「二中事件」的背景，使得我寸步難行，沒辦法成行。
從日本回台後，我就在家屬的公司工作。這時，我和陳逸松經常議論日本帝國主義肯定會失敗的。我們討論到日本戰敗後，台灣人如何辦的問題。當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已禁止教、學、用中文。於是，我們想到日本戰敗後要出刊中文報紙，及組織研究台灣政治經濟改革發展的機構，這就是《政經報》和「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的由來。該報由陳逸松任社長，蘇新、王白淵和我任編輯委員。
鍾浩東和我是有親戚關係。他早年赴大陸，後參加丘念台的抗日團體。抗戰勝利後，鍾協助李友邦（直接受周恩來領導）幫助大陸的台灣人回台。鍾回台後，不做官，就到基隆中學當校長、教書。228事件時，他任台灣地下黨的基隆市委書記。鍾的手下有一些了解國民黨內情的人就知道陳儀已向蔣求派兵，大的屠殺很快就會來臨，就讓我們有所準備，躲了起來。陳儀這個人以為台灣人中，那些在日據時期敢於反抗日帝的，肯定也會反抗國民黨的。他來台灣後，不敢用這些台灣人。同時，他主張重用日據時期的御用士紳，委任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顧問（理番）。日本剛投降後，一些日本的青壯派軍官圖背後控制維持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就找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出來發表「台獨」的聲明。但辜、林、許等也不傻，看到日本已經戰敗了，也就沒有同意。當時，從大陸來了個叫張士德的台灣人，他上過黃埔軍校是李友邦的參謀，官拜上校。當時（1945年9月）台灣還在日本手中，大陸國府還沒有來台，張是隨美軍代表來台了解情況的，而美軍來台是為了了解美軍俘虜的情況，準備接受戰俘的。張來台見了陳逸松，陳逸松告以準備把日本軍官想慫恿台灣一些人搞「台獨」的事情揭發出來。張就打電報給李友邦，李同意用「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的名義，組織群眾反對這事。日本的總督安藤趕緊發表聲明說，沒有搞台獨這事。這個活動以後，台灣人才開始學國語、唱國歌。陳儀和軍統有矛盾，辜林許的這事，以後被軍統掀了出來，以搞台獨的罪名，判了他們一年半到二年多的徒刑。其實，軍統為的是給陳儀難看。
說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李友邦任主任），當時不少台灣愛國、有覺悟的積極人士都參加。台灣人那時候很單純，就知道已經回歸祖國了，祖國政府就是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政府。直到以後報人李萬居從大陸回到台灣，說起國民黨的腐敗，在大陸「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個反動的組織後，參加的人才如從惡夢中醒來，紛紛退出。即使如此，228事件以後，白色恐怖時期，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人就被打死了不少，如花蓮的張七郎父子慘案。
話說鍾浩東回台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因缺乏教員，請我幫忙。但我去基隆中學擔任教員一、兩個學期後就離開了，到台北辦了英文的雜誌（Youth Report）。該刊只出了三期，就發生了228事件。2月27日晚上，陳逸松請大夥吃飯，飯後回家路上，我就看到賣菸女林江邁被打事。以後沒多久，整個台灣成了怒火之島。那段時期，我也全身投入了抗暴的鬥爭。當時，我已和吳克泰認識。228的那幾天，吳克泰就躲在我家的閣樓上，聽廣播、寫傳單，我就幫著散發、張貼。228事件被鎮壓後，我躲了一段時間才敢回家。我在台灣沒有參加地下黨，但我的親戚、身邊的朋友不少和地下黨有關，乃至是其成員。例如，郭琇琮（台北衛生局處長，醫生，地下黨市委書記）就是晚我幾屆的二中校友。以後，我要離開台灣逃亡香港時，檢查身體時見到他，他就知道我要逃離台灣，還向我示了問候的暗號。當時，我熟悉的還有謝娥等。
1948年1月上旬，有位建材商和憲兵四團的一位高級軍官喝酒時，從這喝醉的軍官身上無意中看到228事件一周年時要逮捕的黑名單中有我的名字。他隔不久就告訴陳逸松。陳逸松馬上來看我，叫我立刻離開台灣。於是，我就在1948年1月離開台灣去了香港。臨離台灣時，鍾浩東來看我，說是到了香港可以找謝雪紅（我當時不知道他們均是台灣地下黨員）。鍾浩東以後隨著台灣地下黨的被破壞而被捕了。當時，蔣渭川還出面替他說情。但鍾態度堅決，他看到蔡孝乾被捕叛變後，一批一批的同志被捕、被殺，感到非常難過。他在「感化營」裡被關的時候就寫陳情，說是要離開，意思是準備犧牲就義。以後沒多久，他就被殺害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