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迫者的二重性」，是巴西解放教育家保羅．弗雷爾(Paul Freire)所提出的一個饒富辯證的概念，指出被壓迫者一方面渴求解放，卻又害怕真正的自由，「他們同時既是被壓迫者自身，又是內化了壓迫者意識的壓迫者。」因此，真正的解放運動，不僅是推翻現行體制取而代之，還要清理根植在自己心中的壓迫者的形象，徹底清除這種內化在被壓迫者身上的「虛假意識」，才有可能創造一個讓人性全面發展的新社會。

弗雷爾認為，任何一個統治集團都無法單單依靠國家暴力就能夠維持他的統治，想要鞏固這個壓迫性結構，還要通過教育、傳播等各種手段實行「社會馴化」，將自身的形象和價值觀複製在人們的身上。被壓迫者因為內化了統治者的形象並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因此會「害怕自由」。一旦，人們打破這個壓迫結構取而代之，通常會將根植在心中的統治者的形象作為自身的形象，並重蹈壓迫者的覆轍。這種「被壓迫者的二重性」既表現在個人身上，也會表現在一個社會，甚至一個民族身上。證諸戰後台灣去殖民化的挫敗經驗，以及晚近「高中課綱微調」所引發「去中國化」抑或「去日本化」爭議，亦莫如是。

近日來，「高中教科書課綱微調」所引起的爭議，表面上是「憲政主義」之爭，是一齣「藍綠惡鬥」的舊戲碼，但若究其根本，台灣社會的認同混淆正是上述「被壓迫者的二重性」的體現。日本在對台殖民統治末期，為了鞏固日台垂直分工體系，實現國家壟斷資本積累，也為了遂行「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野心，一方面強行鎮壓台灣人民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對「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台灣民眾黨」等社運組織進行全面肅清；一方面放棄「殖民地差別待遇」，改採「內地延長主義」，全面推行「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戰時政策。戰後，由於國民政府的接收政策失誤造成悲劇，也因為國共內戰導致民族長期分斷分治，更重要的是，韓戰後在「舊金山和約」所全面主導的東亞秩序下，國民政府非但無法清算日本的戰爭罪行，也喪失了全面清理殖民地精神殘餘的契機，埋伏了今天台灣社會「皇民化」精神復辟的根源。

導致當前台灣社會認同混淆的原因，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經濟基礎。1949年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為了安置隨其播遷來台的180萬軍民同胞執行「省級差別待遇」，全面壟斷了黨政軍特、教育、文化等諸多領域；另一方面，戰後在美國全面主導的東亞分工體系下，台灣扮演的是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基地，為了實現這種新殖民主義工業化，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指導下進行「土地改革」：一方面創造廣大可供剝取的小農，轉移農業剩餘實現工業積累；一方面製造農村破產，將農村剩餘勞動力擠壓到都市工業部門。「省級差別待遇」固然有其不得不然的歷史根源，土地改革也有其解放地佃關係的正面價值。問題是，喪失土地封建利益保障的地主階級，通常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接受「皇民化教育」的知識菁英，他們既無法在公部門取得發展，只好全面轉移到工商業部門謀求生存手段，利用殖民地時期所取得的政經聯繫，引進日本所淘汰的工業設備或產品代理，建立以中小企業為主要形式的本土資產階級，從而奠定了台灣社會「親美、友日、反中」的社會經濟基礎，也決定了以「推翻國民黨」作為主要標的的民主運動格局。

可悲的是，當東亞分工體系丕變，兩岸分工互補互利成為現實，本土資產階級轉而以中國大陸作為事業發展的腹地時，國民黨所執行的兩岸和解政策威脅到台獨人士或他們代表的政治利益，上述這種「被壓迫者的二重性」就以一種不同形式的「虛假意識」粉墨登場。這種「虛假意識」建構在一個虛擬的「中國殖民論」之上，以「本土化」之名，為了反對「中國因素」轉而擁抱「殖民地現代性」，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歌功頌德，不惜弱化自身的主體地位，以及批判性介入現實的力度。

據報導，台灣南部有小學將二戰時期日本泯滅人性的戰爭手段——「神風特攻隊」，列入強調國民精神教育的小學教材。我們衷心的希望這只是個謠傳，苟其不然，這才是真正「身為台灣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