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火大遊行中的「中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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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圖片) |
以反馬為號召的火大遊行，在寒風微雨中仍動員了近10萬人參與，雖然主辦單位的用意在於哄抬民進黨以及蘇貞昌本人的民氣，但從參與成員橫跨青年學生、社運、環保、公教與國營企業員工等各種社會成份來看，馬英九的改革失利與行政怠惰確實累積了相當的民怨，日益尖銳化的社會矛盾，特別是分配問題，確實鬆動了藍營的傳統基盤，提供綠營政治頭人2016年東山再起的契機。
只可惜，「親美反共」的慣性思維，讓民進黨的決策核心再次將議題導向反對「中國因素」，導向虛構的「跨海峽政商聯盟」：是中國因素致使台灣經濟衰退、民生困苦；是中國因素致使台灣主權流失、民主倒退；是中國因素致使媒體壟斷、言論受箝制；是中國因素致使台灣迷失，在國際市場上邊緣化。總之，只要把當前台灣在國際金融危機與東亞分工體系再調整下所面臨的困局(台商內地化、東亞分工邊緣化)，把台灣社會因應這種這種外部危機所牽動的利益格局盤整(產業空洞化、財政空虛化、社會福利削弱化)，通通歸因於馬英九當局錯誤的兩岸政策，如此一來，民進黨僵硬的「中國論述」非但沒有調整的必要，謝長廷所代表的「兩岸和解共生」的務實路線也將喪失民意的轉圜空間。
民進黨中央這種將黨派利益，甚至是個人利益，凌駕於台灣社會乃至於兩岸人民共同利益的政治巧門，固然是根植於派系內鬥的政治現實，但也根植於其領導菁英的冷戰意識型態，有其內在邏輯的必然。當「中國因素」做為一種概念被提出，除了在地緣政治的指涉之外，它並沒有任何的規定性，當然就不會存在某種先驗的價值判斷。這種抽象概念的具體化，必須通過對它的否定，才能給它規定性，給它具體的內容，從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對它做出判斷。只不過，這種價值取向，要從政治菁英的思維中蔓延開來，普遍化成為社會大眾共同的認識，首先就要隱藏自己的位置，隱藏自身特殊的利益，將主詞用一個更大的整體來概括，藉以辨別你我(例如，台灣VS中國)，再用一種全稱式的謂語(例如自由、民主、人權)來強化與「中國因素」間的對立。
這種「單純的否定」，只能是一種形式邏輯的否定，只能存在於政治菁英的思維和修辭當中，要取得政治動員的有效性，就必須經的起社會大眾在經驗世界的檢驗，其中，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從歷史中召喚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一百年殖民地意識型態的尚未清理，半個世紀東西冷戰和國共內戰的人為阻隔，二十多年來兩岸經貿與文化交流，不管是在資本、貨物、服務和人員流動都尚處於片面與單向的現狀，乃至於海峽兩岸在政治互信與認同問題尚的嚴重不足，在在都提供了這種歷史召喚的肥沃土壤。於是，萬惡共匪是「中國因素」，六四事件是「中國因素」，千島湖案件是「中國因素」，飛彈危機是「中國因素」，黑心商品、藏獨、疆獨、南方週末，乃至於台商、台幹、台生、陸配、兩岸包機和統派，大凡一切與中國事務相聯繫的，都是可以是「中國因素」，都可以做負面解讀，都可能成為運動「清洗」的對象。
反「中國因素」運動在邏輯上的不足與現實上的危險就在這裡。例如，通過「反媒體壟斷」運動來指控旺旺中時集團的中資色彩，寓言式的揭發「跨海峽政商集團」對台灣社會自由、民主、人權的戕害，恰恰足以召喚冷戰時期「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集體記憶。至於，相較於冷戰軍事戒嚴體制下的黨國資本和媒體控管，今天的台灣，是否存在著資本壟斷與媒體壟斷的危險與現實？而「旺旺中時集團」是否真的有中資背景？這些都不重要，也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要把「反中國因素」搞得沸沸揚揚，搞得杯弓蛇影，乃至於人人自危，如此才能阻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深化和鞏固，阻止陸資陸企來台，遏制所謂「跨海峽政商集團」對台灣社會民主與自由的戕害。
至於，台灣產業經濟的未來、人民百姓的民生福祉、下一代青年朋友人生事業與自我價值的兌現？對不起，就算有幸當選，我的任期最多八年，這麼棘手的問題就留給我的下一任去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