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日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發生在120年前的這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道慘痛的傷痕，它不僅決定了中日兩國近百年的榮衰，改變了亞洲的政治格局，更激勵了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救亡圖強的志氣。兩個甲子過去了，日本非但沒有通過戰爭反省力圖撫平東亞周邊國家與人民的歷史傷痕，為區域的和平、合作與安全創造條件，反而在美國啓動「東亞再平衡」遏制中國和平崛起之際，泡製「釣魚島國有化」，刻意挑起中日爭端，為實現軍國主義的借屍還魂製造口實，也喚醒了人們對日本戰爭擴張主義的痛苦記憶。

回顧安倍晉三就任日本首相的一年來，運用東海軍演泡製軍事緊張，藉口「中國威脅」增加國防預算、擴充軍備，並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新版《防衛計劃大綱》以及《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挑戰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近日，他更不顧日本國內輿論與國際的反對，不顧亞洲被侵略國家與人民的情感，趾高氣揚的走進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並發表元旦祝詞，揚言「奪回『強大日本』的戰鬥才剛開始」。安倍政府的「戰爭崇拜」，在歷史上並非無跡可循，有太多的事實證明，日本經濟衰退之際就是其擴軍備戰之時。

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走上西方擴張主義的道路，只不過在走向工業化強國的路徑上，無法單靠對小生產者的剝奪來實現西方國家的原始積累，而是在國家的強力主導下走向「戰爭積累」的道路。可以說，整個日本的近現代化蛻變，都是以戰爭擴張主義作為主要手段，它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是戰爭積累提供了日本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也是戰爭刺激和戰爭利潤，幫助日本渡過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證明，一旦其自身實力撐不起產業革命和社會轉型，特別是經濟走下坡路或面對大型自然災害時，日本便義無反顧的走向戰爭冒險的道路。

以中日甲午戰爭為例。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殖產興業」雖略具工業化的雛形，但因資金缺乏成效有限，甚至在1892年還出現了負增長。而甲午戰爭後的10年間，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則達6.5%，單就1895年之後5年間的工業化成果，就相當於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近30年的總和。通過這次戰爭，日本從中國共掠去白銀2.3億兩，折合日幣約3.6億日元，是1896年日本的財政收入的4.2倍。《馬關條約》的巨額賠款，使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資本積累先天不足的困境，而中國市場的「門戶開放」，以及日本對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榨取，也為日本國家資本主義積累創造了新的契機。

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侵略者嚐到甜頭，刺激了它向外擴張的貪欲，引發了新一輪的侵略行動。日本將戰爭賠款大部分投入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以1897年日本耗資920萬日元開始創辦的「八幡制鐵所」為例，其資金即來自甲午戰爭的賠款。該廠於1901年開工，第一年便產出全日本生鐵總產量的53%、鋼總產量的82%，不但初步實現了日本鋼鐵生產的自給自足，也帶動了造船工業的發展，為日後一連串的戰爭擴張提供了工業基礎。正如日本著名歷史學家遠山茂樹所論述的那樣：「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加速了日本走向帝國主義的步伐，確立了以戰爭賠款為槓桿和天皇制軍國主義緊密結合的日本資本主義。」

「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它總是以自己的邏輯給未來以深邃的啟迪，雖然它經常被掩埋在和平歲月的縐褶裡。安倍晉三這種漠視戰爭罪行，踐踏國際正義，顛覆戰後東亞秩序的言行，毫無意外地引來國際社會的齊聲撻伐。中國大陸外交部更將其宣布為不受歡迎人物，關閉了中日領導人的對話大門，更警告如果日本當局繼續執迷不悟，中國人民一定會「奉陪到底」。問題是，武士道精神所孕育出來的軍國主義，其特點就在於缺乏內省精神和戰爭擴張的自制力，軍事冒險向來都是日本統治階層解決國內矛盾最簡潔的辦法。展望2014年，安倍政府的「戰爭崇拜」，恐將成為東亞區域的安全負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