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離不開「有為政府」

■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經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打下非常堅實的基礎。

為什麼我們要把政府和市場關係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視角，提供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讀。

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對於所有發展中經濟體來說，發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二戰之後，不少國家擺脫了殖民半殖民狀態，開始追求現代化，希望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兩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躍進，一個是臺灣，一個是韓國；只有13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亞洲也只有日本與「四小龍」。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多達180多個，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歷史地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始終是一國經濟增長、收入提高的基礎。如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好後發優勢，可以加速趕超、實現現代化。但是，由於二戰後的所謂「結構主義」的發展理念氾濫，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高度強調政府在推進重工業發展中的作用，結果經濟績效非常差，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紀80年代之後，發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義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讓政府完全撒手不管。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機更多甚至經濟崩潰。

前面列舉的幾個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點，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場、政府也積極有為。有效的市場必須與有為的政府相結合，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必須有競爭力，必須有比較優勢。如何形成比較優勢？企業家對於勞動力、資本、技術的偏好，是自發的，需要有效的價格信號作為前提，只有在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之下才能形成，這也就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上層建築也必須隨之改進；此外，包括外部風險的平衡，不是個別企業家所能完成的，同樣離不開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

有為的政府，對於轉型國家尤為重要。這是由於，轉型國家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需要政府來促進就業、關注民生、穩定社會。資金、資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協調、支持。所以，從計畫到市場的轉型，並不意味著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的良性循環。改革開放推行的就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念，比如雙軌制，既讓市場發揮作用，也讓政府改善基礎設施、完善上層建築，這也正是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5倍的關鍵性因素。

往前看，要應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決好一些領域的壟斷、尋租甚至腐敗，既要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消除各種扭曲市場的保護、補貼、行政壟斷，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勢利導，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環境，解決外部性等改革開放中累積的矛盾。如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就一定會延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也一定會實現。（《人民日报》）

編按：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經歷六次深化改革。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從適應計劃經濟轉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然而，在行政體制改革中還存在一些讓大陸民眾普遍感到不滿意之處。因 此，從中共十八大開始，行政體制改革就成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到了今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把行政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提出必須切 實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本版為讀者介紹大陸行政體制改革的相關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