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胞故事集】編按：1949年國共內戰讓海峽兩岸斷絕往來，當時有一群台灣人留在了大陸，時至今日，他們被人們稱為「老台胞」。生活在大陸的老台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與台灣有著濃濃的血緣親緣關係，這種情感的刻骨銘心，就是二代三代台胞也難以望其項背。本報將陸續刊登這些老台胞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追尋老一代台灣人的個人素養、道德水準、高風亮節和敬業精神，從不同側面折射出老一代台灣人的祖國情懷。

 文圖／閻 崑（文史工作者）

張光正，又名何標，台灣人對這兩個名字可能都會感到生疏，但如果說他是張光直（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兄長，張我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的長子，感情上是不是就拉近些了呢。沒錯，他們是一家人！張我軍育有四子，分別名為「正、直、誠、朴」，張光正參加革命後怕連累家人改了姓名叫何標。

乃父張我軍

張我軍，台灣台北縣板橋人，作家、翻譯家、文藝理論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奠基者，有「台灣文學清道夫」、「台灣的胡適」之譽稱。五四運動爆發時，張我軍在廈門高新銀行工作，由於受祖國新文學、新思潮影響，眼界大開。1924年，到北京求學，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痛感摧毀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的必要。他以筆為武器，開始了對舊文學、舊道德的討伐。由此引發了一場新舊文學的論戰，從而推動了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發生與發展。

在新舊文學論戰中，張我軍向台灣民眾介紹五四新文學革命，將內地的優秀作品、理論介紹到台灣。他認同「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較為準確地闡釋了台灣文學與祖國內地文學之間的血緣關係。作家龍瑛宗讚譽張我軍為「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1997年，台北縣政府「為鄉里人傑塑像」，在板橋國小（其母校）樹立張我軍石像，表彰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張我軍在「亂都」

1924年初，張我軍工作的銀行因經濟危機關閉，給了他一筆遣散費，他拿著這筆錢到北京求學。他在北京待了短短九個月，幹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學習。因為他去北京就是學習五四運動的新思想，學習漢文。但他上的是日本公學校，漢文基礎不太好，還有就是學習北京話。第二件是向台灣的舊文壇宣戰。他發表了《給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尖銳抨擊台灣舊文學，引起了舊文學陣營的激烈反抗，於是開始了一場論戰。張我軍堅決主張進行文學改革，反對舊文學，認為舊文學是死文學，是腐朽的東西，要用新生命代替它。

至於第三件就是找到一個對象，就是張光正的母親。張光正回憶說：「我母親是他師範大學補習班的同班。班裡有兩個女生，我父親看中了她，就寫了一首新詩，連同自己的照片一起送給她，展開了攻勢。那時候我母親十六七歲，還不太懂這些事。她是湖北人，住在湖北會館。她有個大姐，就跟大姐討主意。大姐幫她打聽，覺得這個台灣青年還不錯，就帶著他們見了面，藉口就是借書。就這樣借了還，借了還，後來第三者不參加了。兩個人就在天壇、中央公園、陶然亭這三個地方偷偷約會見面聊天，之後各回各家，那時自由戀愛還受到很大的限制。」

「後來，我父親的遣散費用光了，不得不回台灣，在《台灣民報》做編輯記者。這時，我母親這邊出了問題。因為父親去世早，當家的是四叔。四叔思想保守，不願讓侄女嫁給台灣人，於是就給我母親找了個對象。恰好洪炎秋先生正在北京，就發電報給我父親。我父親到了北京，悄悄一商量，覺得依目前的情況很難和平解決，於是就帶著我母親坐火車到了福建，我母親還穿著學生服，連衣服都沒來得及回家取。在廈門，他們到當地的政府部門領了結婚證，之後就去了台灣，在台北江山樓舉行了婚禮。」

張我軍的《亂都之戀》

張我軍與羅文淑（後改名羅心鄉）從相識相戀一直到結婚，一共寫了55首詩，記錄戀情的心路歷程，他將這些詩集在一起，以《亂都之戀》為名，在台灣出版，時間是1925年，那是台灣第一部新詩集。詩作以當時軍閥混戰、人心惶惶的北京「亂都」為背景，抒發熱戀、相思、惜別、懷念和結合種種情思，表現對純潔愛情的執著、對人生的熱愛、對黑暗現實的憎恨、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詩集出版之際，正是日本人在台灣實行嚴厲的思想鉗制、推行「皇民化」、禁止漢語傳習的時期。該書出版後，台灣不少讀書人才知道世間除了文言的舊體詩外，還有白話的新詩體，於是紛紛起而仿效，給寶島的白話文運動以及詩體的解放，帶來了一陣清新的漣漪。

張光正的童年生活

羅心鄉結婚不久就懷上了孩子，因水土不服等原因不想在台灣生產，就和丈夫一起回到北京。1926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取名張光正，是那場「亂都之戀」的第一個愛情結晶。於是北京城南胡同裡多了一個台灣孩子。

張光正說：「我父母離開台灣還有一個動機，就是不願意在日本人統治下生活。誰知到北京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人占了東三省。當時害怕日本人進關，我家和洪炎秋家就離開北京，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帶避風頭，後來看日本人沒進關，就回來了。可是沒幾年七七事變爆發，北京淪陷。那時我父親已經把我祖母接來了，一大家子就靠我父親一個人，所以只能留在北京。」

那時，張我軍為了養活家人，邊教書，邊翻譯一些書，貼補家用。張光正小小年紀就開始幫著分擔家計。日本淪陷區的生活很糟糕，燒的是煤矸石，燒不著，還要排長隊去買。「排隊買煤這些事就落在我這個長子身上。」張光正說，「還有就是配給的糧食，日本人叫共和麵，我們叫它混合麵，就是把各種糧食渣滓，包括倉庫發霉的底子，混在一起磨出的麵，蒸出的窩頭呈灰色，吃到嘴裡牙磣。日本軍人在北平橫行霸道，日本特務抓人殺人司空見慣，在這種情況下，同學之間都有一種抗日的想法。」

張光正忘不掉這樣一件事，上小學時，有一次老師帶著學生去萬牲園（即現在的北京動物園）郊遊，有低年級的學生在園裡碰到了日本人，就用手指著喊小日本，小日本。日本人出來以後在學校雇的幾輛大轎車旁找到帶隊老師，劈手就打他的耳光，還罵你怎麼教育你的學生？老師同學看了非常氣憤。當時有個教國術打拳的女老師義憤填膺，要衝過去跟日本人幹仗，後來被別人拉住了。回校以後，老師們弄了個花籃，寫了一句話：「不要忘記今天」。這件事在童年張光正的心裡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走上革命的第一步

張光正讀中學時已經接觸到一些進步書籍，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魯迅的雜文，還有一些蘇聯小說，比如《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那就是史達林傳，裡面除了抗日內容，還有社會主義思潮。受這種思潮影響，他逐漸產生了參加抗戰的想法。後來和同學一起成立了一個組織，搞一些反日秘密活動，還辦了份叫《颱風》的刊物，刻蠟板，油印，散發。

因為嚮往參加革命，1944年張光正就準備跟同學一起去西山根據地，後來因為一些原因沒走成，直拖到1945年的3月才決定出發。張光正回憶說：「我沒敢跟父母說，之前偷偷做了些準備，包括帶的東西和給家裡留的信。頭天晚上弄得很晚，我很疲勞，又很興奮，開始睡不著，等到後半夜又迷糊起來。我們約好早上6點鐘在西單會合，跟我聯繫的同學5點半還沒有看到我，著急了，怎麼辦啊？西單南大街路西馬路牙子上有個員警閣子，他就闖了進去，抄起電話就撥我家。那是3月份，他穿著棉大褂。那員警睡眼惺忪看見闖進一個人來，個子高高臉黑黑的，員警搞不清是誰，以為是日本特務，也不敢吭氣。電話鈴一響，我馬上醒了，『馬上就到！』啪的一聲掛上電話，然後偷偷溜出家門。那時我家門房也住著人，我輕輕推開門走出去，然後撒丫子就跑，與他會合了。」

一行8個人，有5個是學生，先到定縣，聚齊已是晚上。一個年輕的交通員給他們帶路。他頭戴禮帽，穿長衫，大襟撩起往腰裡一繫，一手提酒瓶子，一手拎隻雞，大搖大擺前頭走，一行人跟在後面。路過炮樓，炮樓上偽軍問「幹什麼的？」交通員回答「回家的！」暗號就對上了。就這樣帶著他們過了炮樓。過去以後要爬一個很深的壕溝，過了壕溝是一片開闊地，那天晚上月亮特別好，就跟大白天一樣，這對他們非常不利。上去以後這些人就趕快跑，迅速通過開闊地。如果把鬼子驚醒，在炮樓上拿機槍掃射，一個也活不成。

就這樣到了邊緣區的一個村子，落腳喝了點水，繼續往裡走，又走了十幾里才到中心村，歇了一晚。第二天再出發，一直走到阜平縣，終於到了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從那一刻起，在人間正道上多了一個叫何標的台灣人，他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洗禮。

父子倆保守的一段秘密

張光正離家那年19歲。「我走，母親肯定很傷心。好在不久我就被派回來了。當時編了一套謊話，說是想到井陘煤礦做事掙錢，後來因為生活太苦不幹了。這些話瞞不過父母，他們不會相信，但誰也沒深究，知道你也不會講。」

還有件事值得一提，日本投降後，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在昌平的南安河村成立了北平市委，準備接收北平。市委裡面有張我軍的一個學生，是搞敵工的，叫甄華，他邀請張我軍到城外跟他見面，張光正居中做了安排。那天，有一個交通員帶路，張我軍騎自行車在後面跟著，一直到了南安河。見面以後倆人徹夜長談，第二天才把他送回來。後來美國人把國民黨部隊空運到北平，八路軍被迫離開城郊，部隊一撤，聯繫就斷了。張光正說：「父親等不及，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就同我祖母先回台灣了。第二年，母親帶著我的三個弟弟也去了，只有我一個人留下，再次去了根據地。父親出城見八路軍這件事，他從沒跟任何人講過。36年後我與母親恢復聯繫，我曾問過她，她根本不知道。因為那時正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為了避禍，他沒敢講，我弟弟他們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