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小丑，頤指氣使的到國民黨台南市黨部遞交「質問狀」，疑似踹向慰安婦銅像的臨門一腳，不僅挑起了海峽兩岸中國人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與憤概，也踹破了台灣朝野親日人士多年營造「日台友好」的假象。雖然，日本右翼分子侵門踏戶的囂張行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是台灣當局長期「去中媚日」的自取其辱，同樣的舉動，如果發生在中國大陸、南韓或菲律賓，就算不釀發一場外交風暴，至少也是一場民族主義騷動。但是，日本迄今為止不願承認戰爭罪行，甚至在教科書中刪節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掩蓋歷史事實的乖張，恰恰與他急於被承認是一個「正常國家」，甚至想要回到「亞洲國家體系」的願望背道而馳。

日本在戰爭罪行的認知上，之所以與亞洲周邊國家表現得如此的扞格不入，除了分屬侵略者以及被侵略者必然存在的對立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思想根源。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脫亞入歐」，仿效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擴張，並揚言要將貧窮、落後、野蠻的「亞洲諸國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來」，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主宰，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基礎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教育家、《脫亞論》的倡議者福澤諭吉就認為，日本與中國如同近鄰。然日本已經現代化，但中國仍然是落後地方，日後將成為日本之累，「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因此，福澤諭吉在宣稱「保護亞洲東方乃是我之責任」的同時，也表明「如果情況緊迫，可以不客氣地佔領其地盤，並以我之手重建」，毫不掩飾日本侵略中國、併吞亞洲各國的擴張主義野心。

雖然日本最終戰敗，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被視為是掩飾日本侵略東亞野心的口實，日本也為此付出幾近亡國的代價。但是，與西方列強比肩而立，以文明自居的民族優越感，迄今為止仍然根植在每一個日本國民的靈魂深處。特別是，就日本右翼軍國主義者而言，日本從未「敗戰」，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天皇玉音」，只是日本裕仁天皇在「原爆」的壓力下為避免生靈塗炭的「聖斷」。裕仁天皇在《終戰詔書》只提到美國、英國交戰「4年」，而完全沒有觸及中日戰爭以及日本在亞洲的殖民侵略歷史，是日本當局敢公然將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合祀於靖國神社的心理背景。在他們看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所謂「一億人總懺悔」，根本就是自虐史觀。

另一個提供日本國民精神從戰爭反省中逃逸出來的路徑，與韓戰爆發後，美國為了利用日本做為亞洲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前哨站，從而拒絕清理日本戰爭罪行有關。戰後初期，美國的東亞戰略是以遏制蘇聯的擴張作為政策目標，希望透過扶持和控制蔣介石政權來共同對抗蘇聯，並在美國嚴格的控管下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造，「以防止日本再度成為侵略亞洲、威脅世界和平的力量」。有鑑於此，美國不僅要解散日本武裝部隊，整肅軍國主義勢力；還要解散財閥、實行土地改革；更為日本訂定了一部「和平憲法」，把日本變成一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憲法中規定：日本「永放棄作為主權國家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在戰爭賠償問題上，規定「日本保存在其領土以外所有的資產，應該按照有關盟國當局的決定移交；除維持和平的日本經濟以及對佔領軍的供應所必需的物質和設備以外，其餘一律拆遷」。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韓戰的爆發，亞洲大陸一連串的局勢變化逼使美國將亞洲政策的重心轉向以「美日軍事同盟」為核心的「日本—東南亞—美國」戰略防禦框架，全面遏制中蘇聯盟。為了實現這個戰略規定，美國以軍事為中心，以經濟援助為手段，不但投入數十億美元推行日本復興計劃，逼迫參與《舊金山對日媾和協定》簽署的盟國放棄對日求償，並在1953年開始重新武裝日本。如此一來，日本非但避免了德、義兩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巨額的戰爭賠償而瀕臨財政破產的命運，還在美國的主導下，通過將拆遷過剩生產設備的「實務補償」，改為實質上以商品、資本和勞務輸出為主的「勞務賠償」，變相的打開東南亞各國的市場並進行產業佈局，提供了日本戰後的經濟復興的契機。而作為日本戰爭機器的財閥與軍國主義勢力，至今仍然活躍於日本政壇，成為支配日本政經結構的主體，服務於美國的東亞利益。

冷戰後，由於美國長期採行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政策的結果，導致國內財富分配兩極化，儲蓄力偏低，直接投資不足，外債負擔沈重。面對日愈崛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挑戰，戰後自喻是自由主義世界「搏動著的工農業心臟」，再也無力於將美國的財貨和意志滲透到世界上的脈管末稍。如今的美國，非但不再世界自由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保證，通過貨幣與金融的操作，再加上晚近的貿易保護政策，正在進行一場世界性的掠奪。作為美國東亞利益的代理人，日本非但不能倖免，更是首當其衝。從廣場協定到97、08兩次金融貨幣危機，日本20年的經濟陷落，可以說是如人飲水的冷暖自知。

長期以來，左右日本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有兩股力量，一是日本自身的亞洲意識（認同）問題；二是美國對東亞一體化及東亞共同體的態度。日本當前的困境，恰恰就表現在夾在美國霸權體系與東亞一體化之間的首鼠兩端。擺在日本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繼續以鄰為壑，再度走向戰爭積累的道路。以國家安全與區域和平為代價，協同美國建構區域集體安全機制，通過武器輸出來實現軍工大國化的夢想；二是，重回亞洲國家體系，走向自主外交的道路。充分運用在區域製造業網絡的優勢佈局，融入東亞一體化，成為維護東亞和平與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區域大國。後者，才是日本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活水源頭。

道歉認錯，承認戰爭罪行是日本重回亞洲大家庭的前提，也是日本國民對侵略歷史的自我救贖。要知道，所謂的「正常國家」，不僅僅是擁有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實力，擁有能夠獨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戰爭機器，還包括你對戰爭的態度，以及是否與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希望走向和平發展的普遍願望相向而行，搏回世人對你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