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胞故事集】編按：1949年國共內戰讓海峽兩岸斷絕往來，當時有一群台灣人留在了大陸，時至今日，他們被人們稱為「老台胞」。生活在大陸的老台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與台灣有著濃濃的血緣親緣關係，這種情感的刻骨銘心，就是二代三代台胞也難以望其項背。本報將陸續刊登這些老台胞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追尋老一代台灣人的個人素養、道德水準、高風亮節和敬業精神，從不同側面折射出老一代台灣人的祖國情懷。

文圖／閻 崑（文史工作者）

李應章醫生。

李玲虹是大陸中央台最早的對台廣播播音員，是新中國對台廣播事業的開拓者之一。她是台盟中央前主席蔡子民的夫人，也是李應章的女兒。提起李應章，稍懂一點台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據時代，他領導的「二林蔗農事件」曾經震驚台島。父親是李玲虹的驕傲，對她的影響非常大，她走上革命道路離不開父親的引導，所以，採訪時她說得最多的還是父親——

二林蔗農事件

李玲虹還記得五歲時，跟著媽媽姐姐哥哥弟弟一塊去廈門看父親。父親住在鼓浪嶼。等到稍大一點，李玲虹從母親口中才知道父親住在鼓浪嶼不回台灣是因為日本人要抓他。

「我父親是學醫的，他思想很進步，上大學的時候就和同學一起成立了弘道會，進行反日活動。畢業前，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參加了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擔任理事。畢業後遵照我爺爺的意願，回到二林老家，成了家並開了個診所行醫，那是1921年。」

日據時期台灣醫學院培養的第一代台灣醫生，圖中手拿長棍的是李應章。

二林產甘蔗，當地農民都種。但日本人開了個製糖會社，控制甘蔗收購，價格壓得很低。李應章看到農民很辛苦，種的甘蔗賣不出合理價錢，而且甘蔗過磅時重量也是廠家說了算，可是農民卻不明就裡。於是，李應章在二林開辦了農民講習所，夜裡組織蔗農開會，告訴他們，製糖會社是日本人控制，他們欺辱台灣人，故意壓低價格。覺悟了的農民成立了農民組合，開始維護自己的權益，李應章成了二林農民組合的實際負責人。

1925年甘蔗收獲季，製糖會社又來收甘蔗，蔗農提出的條件得不到滿足，拒絕收割。日本警察趕來武力鎮壓，這樣就出事了。李玲虹說：「我父親那天剛好出診去了。第二天，日本警察到診所來找我父親，說昨天的事你要負責任，結果就把我父親逮捕了，同時被抓的有90人，這就是震驚全島的二林蔗農事件。農民組合請來日本律師辯護，這些被捕的人被判刑關押時間長短不一，我父親被判了8個月。」

二林是個小地方，但因蔗農事件全島聞名。二林蔗農事件是日據時代台灣農民反抗日本統治的第一起政治事件，產生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從此以後，台灣農民逐漸覺悟，紛紛效法二林農民組合的方式抗爭，農民運動如火如荼開展起來。

李應章在彰化縣組建了「二林蔗農組合」。圖為李應章（前排左1）、簡吉（後排左2）、謝春木（前排右1）等受邀在基隆作巡迴演講。

鼓浪嶼上的神州醫院

李玲虹出生在1926年夏天，當時父親還在獄中。父親出獄後，一面行醫，一面繼續參與政治活動，領導農民組合同日本殖民統治者鬥爭。但由於行動受限制，演講等活動不被允許，還多次被日本警察警告，讓他不得發表反日言論。1931年，台灣社會運動進入低潮，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人對台灣進步分子的控制日益加劇。「那年春節前夕，一位有正義感的日本警察告訴我父親，又要抓你了，趕快走吧！陰曆二十九的晚上，我父親沒來得及給我們發壓歲錢就離開了。他從基隆坐船到廈門，跟錢莊借了錢，在鼓浪嶼開了個診所行醫，取名神州醫院，在泉州路54號。」

台灣農民組合全島大會留影。

李玲虹回憶說：「我父親在行醫期間接觸了一些中共地下黨的人，當時解放區有了病號都來找他看病。他曾經給張雲逸、劉少文等人看過病，方毅也在神州醫院住過三個月。父親後來入了黨。有一年，組織安排他去解放區，由一個交通員帶路，但那個交通員叛變了。得知這個消息後鼓浪嶼不能待了，我父親又開始逃亡。」

上海偉光醫院

李應章到了廣州，又到了香港，但找不到組織。後來就跑到上海，改名李偉光，繼續行醫，醫院也改名為偉光醫院。為了找組織，他還在報上登過啟事，但是沒有成功跟組織聯繫上。

後來，日本人不知怎樣知道了李應章與李偉光是同一個人。有一天半夜，日本憲兵突然來抓人。李應章從二樓後窗戶沿著水管溜下去，就這樣穿著睡衣逃走了。由於上海不能待了，李應章就去了杭州，等到日本投降才回來。

日本人走了，解放區也來人了，來的是蔡孝乾，就是後來在台灣叛變的那個人。他當時帶著解放區的信，李應章從此重新跟地下黨恢復了聯繫。

李應章在上海開設偉光醫院，病人愈後贈送的「立起沉屙」匾額。

父親帶我來大陸

日本投降後，台灣不斷有人去上海對李應章說，鄉親們常念叨你，希望你能回家看看。李應章當年和家鄉民眾的關係非常好，當然也很想念他們。後來組織同意並作出安排，批准他回家鄉一趟，1946年9月，李應章搭機回到了闊別16年的故鄉。

在台北松山機場，李玲虹看到父親穿一身乳白色西服，帶著眼鏡，像紳士一樣從機艙裡出來，長官公署的官員前來迎接，不久，嚴家淦也趕到飯店拜訪。「那次我父親回來時間並不長，除了在台北等地耽擱，在家裡只住了三個晚上。他在家鄉舉行蔗農組合遇難志士和亡故同志追悼會，還到鎮上菜市場旁邊的『乞丐寮』探望窮朋友。之後馬上又要到南部去。我早就跟母親說過想去上海。母親就跟他商量，父親同意了。那年我20歲，剛在台南長榮女中高中畢業。」1946年10月，李玲虹被父親帶到了上海。

離開台灣16年的李應章（左五）返鄉時與鄉親好友合影。

旅滬台灣同鄉會會長

李應章當年公開身份是旅滬台灣同鄉會會長，開著醫院和療養院，都是作掩護，實際是地下黨的聯絡站、接待站，新四軍的人去台灣，台灣的人去解放區，都從這裡中轉。這裡不缺鄉音，不缺親情，更不缺同志之間的革命情誼。李玲虹說：「經常有客人住在我家，來了就一起吃飯，見到生活困難的鄉親還要去幫助接濟他們。我父親經常會說，今天有誰要來，趕快去買一點菜。當時一般的人就住在同鄉會，比較重要的就住到療養院。我爸爸當年在淮海路上的醫院因為修高架橋，已經拆掉了；泰安路84號的那個療養院有一部分還在，我希望能夠作為革命教育基地保存下來。那個療養院住過不少地下黨的同志。有一次，我看見父親跟一個穿長衫的在院子裡講話，後來才知道那個人是曹荻秋，就是後來的上海市長。」

解放後李應章負責籌組台盟華東總支部，擔任主任委員、上海市衛生局顧問，參與中共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工作，還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4年10月2日因突發腦溢血去世，年僅57歲。李玲虹說：「我父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傳奇的一生。他作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代表參加過1949年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也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過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這是他一生中最感光榮的事。」

李玲虹在自家書房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