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7月1日，無風無雨，軍公教年金改革上路。蔡英文當局以「年金破產」為口實，將非經選舉或政治任命的事務官的退休給付砍了一大半，並招喚工農群眾與青年族群將其污名化，卻對於恩賜官職與政黨分贓的政務官不動秋毫，無疑是對一生奉公守分，晚年喪失勞動生產能力的退休軍公教警消人員的集體懲罰，更是對台灣民主政治多年來呼籲建立中立化文官體系的努力的歷史嘲諷。

廣泛的軍公教警消人員是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憲政體制得以運作，政策得以施行所不可脫落的環節，在事務官中立的制度性的制約下，他們或許無法充分地遂行個人意志，但是在政策的落實和行政運行過程中，卻有足夠的手段可以通過消極不作為而讓整個體制趨於癱瘓。所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蔡英文當局將公務人員外部化，視為是外在的東西，甚至是敵對陣營的擁護者，肆意凌虐，以懲其後。此舉，或將是政府治理體系崩解的開始，其影響之深遠，恐怕是號稱「選舉精算師」的民進黨當局所始料未及。

民進黨當局之所以如此咨意妄為，除了「年金破產」的燃眉之急之外，基本上建立在兩個錯誤假設的前提上：一是，軍公教警消人員是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扈從結構，其政治傾向與代表「本土利益」的民進黨相對立；二、軍公教退撫基金的設置，所得替代率過高，造成工農群眾的相對剝奪感，將少數軍公教退休人的所得替代率從90％逐年消減為60%，有助於消彌民怨，爭取工農階級的支持，穩固民進黨的社會基礎。民進黨當局的錯誤，就在於對台灣社會的認識，停留在上個世紀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剛崛起時的社會想像和憤懣，從而不自覺地在台灣社會內部劃清你我，遍尋敵人。

首先，台灣的常任文官體系的肇建，確實跟1949年國共內戰下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有關。當時，台灣的工商業尚未發達，為了安置隨國府遷台的170萬軍民同胞，除軍隊屬於獨立編制之外，勢必要騰空日本殖民體系所遺留下來的公務與公營企業職務，造成對本土菁英在人生發展上的排擠，出現省級差別待遇的歷史矛盾。但是，上述非省籍人士盤據在黨、政、軍、特、教育、文化等諸多社會領域的現象，隨著49年來台各省籍人士的凋零，最遲到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期已替換殆盡。新近退休、或即將退休的軍公教人員，除了少數倚靠父蔭的高階人士，更多的是在台灣經濟起飛年代被排擠在工商躍升機遇之外的本土工農子弟。他們出身寒微，一無父蔭、二無恆產，對自己的人生不敢有太多的奢想，只能靠勤勉讀書，要嘛選擇免費的師範體系棲身，要嘛通過國家考試擠身公門，一生安分守己，圖的就是晚年的退休保障。民進黨將之視為異己，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次，退休金作為一種社會保障體系，是政府或企業支付給晚年喪失勞動生產力的退休人員用於保障日常生活的貨幣給付，是屬於勞動力再生產的範疇，本質上是工資的延期支付。因此，有關退休金的給付，首先必須是以「僱佣關係」為前提，由雇主（政府或企業）根據法定的繳費水平像一個獨立實體（如，勞退基金）提撥確定數額的提存金。受雇者退休時所得退休金的數額，就取決於所提繳的總額和投資受益，其性質與非僱傭關係下的農保、國民年金有所差異，其給付總額也會因為投保薪資不同而高低有別。更何況，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在1995年從「恩給制」改為儲金制後，還包含一項高達總額35%的自繳額，其性質接近個人儲蓄性退休保險作為補充，實際上是工資扣除額的零存整付，實不能拿來與勞保、農保或國民年金簡單類比。

勞工退休給付偏低，是台灣長期以低工資政策推動經濟增長，並不斷調降勞保費率，減輕企業主負擔的惡果。民進黨政府以「不公義」來撻伐反對年金改革的軍公教人員，實在是欲加之罪，是製造社會對立的民粹抄作。更何況，軍公教人員月退金所得替代率偏高的現象，其實是與當年政府財政短絀，無法實現一次性支付的政策承諾，因此以較高的所得替代率來誘使公務人員改領月退金，說穿了，是政府對軍公教人員延遲支付工資與退休儲蓄金的再借貸。如今政府財政並不存在破產危機，卻以年金保險作為單獨會計項目核算，假藉「年金破產」為理由，偷天換日的要求作為債權人的退休軍公教人員要「知足」，要「個人事小，國家體制健全發展事大」，無疑是民進黨政府的公開賴賬。

最後，勞動力再生產是以家庭為主要場域，一切對勞動力再生產的破壞，其結果就是家庭制度的瓦解。台灣日趨嚴重的老年安養問題、適婚年齡拒婚遲婚、少子化現象以及成年技術性勞動力出走，在在說明台灣當前的工資水平不足以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需要和文化要求，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養了房子就養不起孩子，養了孩子就顧不了老子」，是今天城市居民心中之痛。民進黨以為軍公教年改僅涉及為數33萬的軍公教退休人員，殊不知，這是涉及33萬個家庭、甚至是數十萬個家族的日常生計，其外溢的效果，甚至將影響到總體社會的再生產。可以大膽的說，年金改革上路之日，恐怕就是台灣政府職能和社會治理體系開始崩解之時。

歷史，總會用殘酷的現實給個說法，讓民進黨徒們換個明白，我們就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