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清乾隆年間落地秀才吳敬梓，假託前朝實則諷今的現實主義諷刺小說，通篇「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揭露時人「不以為奇」的種種悖於人情、逆於常理的荒謬現象，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偽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無獨有偶，數月來台灣士林因為綠色當局在台大校長任聘案中公然違反程序正義，干預校園自治，引起知識界的憤懣。前環保署署長魏國彥借前人體例，以實化虛，手書《台北新儒林外史》一文相互映照，一語道盡教育行政官僚卡管雙重標準，仰承上意、顢頇亂紀的荒腔走版，傳為佳話。

如果說，《儒林外史》是中國千年封建科舉制統治體系衰敗的預告，那麼未竟全文的《台北新儒林外史》是否是敲響台灣民主法治失能的時代警鐘，歷史終將會給出答案。

西方的等級議會體制，導源於航海大發現的資本主義擴張，是西歐中央集權的君主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為了適應世界市場的掠奪，從十七世紀開始打破封建人身附屬的職業世襲與行會制度，將各個地區性市場與對外貿易相互融合，在打造一個一體化和競爭性的國內市場的過程中，所形成工商市民階級與國家官僚的政治聯盟，也是封建體系瓦解後維持現代民族國家權力運作的制度性安排。整個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如何防止國家權力擴張，過度侵蝕到市民階級以自由意志所形成的市場網絡的合理運轉。

西方代議政體在制度的設計上，一開始就將工人、婦女與黑奴等無產者排除在外，「有財產才有投票權」，先天上就無法也無意體現實質正義，但起碼在權力的取得和行使上要符合程序正義的法治主義，整個體制才能持續運轉。一旦將個人或黨派的意志凌駕在法律與程序之上，連法治主義這條最後的防線都要突破，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所依恃的選舉制度，所剩下的只是叢林法則，用力量的對決來取代法律的裁判，最終導致社會價值分裂，提供民粹主義政治上升的土壤。

台灣的民主轉型肇始於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一開始就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過去數十年來，民進黨之所以能在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下迅速茁壯，進而取得政權。總的來說，有二個基本要素：一、是利用國民黨早期的省籍差別待遇，巧妙的將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樸素願望異化為「台獨意識」，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詮釋權；二、是利用民營資本與黨國資本的矛盾，取得台灣資產階級的經濟挹助作為物質基礎。民進黨利用兩蔣執政時期的省籍差別待遇，將成形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心懷祖國、關愛鄉土的「台灣意識」，轉換為要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意識」，再以「歷史的悲情」為口實，將這種省籍情結轉化為「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對決的「台獨意識」，巧妙的奪取了「本土意識」的詮釋權。在他們的政治算計中，只要在體制上能實現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等制度性翻轉，以「台灣人」（其實是祖居福建的閩南移民）佔台灣居民75%的人口結構來看，只要持續有效的操作族群矛盾，就可以確保民進黨永遠執政。

管中閔校長任命案被卡住關鍵，首先就出在這裡。台灣大學作為台灣地區最高學府，作為具有標竿性的意識形態殿堂，其校長人選理應作為「台灣價值」的體現。管中閔雖忝居中研院院士，學養、能力怠無疑慮，但你既是馬執政時期的高官，又是個「外省爺們」，還到中國大陸大學「兼差」，百分之百的「政治不正確」，在台獨全面執政的當今，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

管中閔的第二個問題，說來是時不我予，非戰之罪。在過去的兩三年來，由於全球經濟依然深陷在2008年的經融危機，復甦緩慢，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民主制度紛紛失靈。繼之而起的，是所謂「逆全球化時代」的民粹政治，以及極端保守的國家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其實是底層群眾對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反撲，本質上反映了一種對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進而產生了對精英政治的不信任和對社會治理的對抗。管中閔不管在學術的養成背景，任職公職時期的政策主張和競選台大校長的治校理念，恰恰都是全球化菁英的具體表現，是產官學綜合體的堅定擁護者。無怪乎，在震懾於本土化民粹壓力下，藍營的政治人物也不敢為其聲張。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卡管案正反兩造的攻防過程中，異曲同工的都以揭發雙方人馬在大陸大學客座、「掛名兼職」作為口實，相互攻訐。正如同中世紀末期，當天主教面臨基督新教的挑戰之日，恰恰是獵巫運動大規模氾濫之時，宗教法庭設置的目的在於宣示天主教教廷的權威，而新教徒也不願甘冒不諱的為「巫師」除罪，還為了撇清干係而競將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等異教徒送上火刑台。因此，在可見得未來，綠色政權的治理體系越顯失能，民意滿意度越低，炒作「反中國因素」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需求就越大，通過民粹獵巫將兩岸正常交流交往妖魔化的衝動就越強。

兩岸交流不能成為逆全球化時代的民粹獵巫，成為政府治理體系失能的替罪羔羊。中國國民黨作為迄今為止在島內唯一有能力威脅綠色執政的政治勢力，作為過去兩岸和解路線的推動者和實際獲利者，非但在這個議題上襟聲不語，無力辯護，部分政治上有旺盛企圖的黨內菁英還矢口反咬綠營人士也熱衷奔走兩岸，競相比較「愛台灣」。其結果，往往是執政者不惜創造惡法，或者扭曲法律原意以為己用，眼睜睜地任由民粹政治侵蝕法治基石，凡事訴諸公投，進行政治叢林化後的民粹主義豪賭，最終連自己賴以存續的民主制度都一起顛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