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49年國共內戰讓海峽兩岸斷絕往來,當時有一群台灣人留在了大陸,時至今日,他們被人們稱為「老台胞」。生活在大陸的老台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與台灣有著濃濃的血緣親緣關係,這種情感的刻骨銘心,就是二代三代台胞也難以望其項背。本報將陸續刊登這些老台胞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追尋老一代台灣人的個人素養、道德水準、高風亮節和敬業精神,從不同側面折射出老一代台灣人的祖國情懷。
文、圖/閻 崑(文史工作者)
常識告訴我們,實驗室裡會養一些小動物,像蟾蜍、兔子、猴子、狗,最常見的是小白鼠,那是做試驗用的。科學家為了獲得有關生物學、醫學等方面的新知識、解決具體問題或研製新的藥品,需要在實驗室使用動物進行科學研究,在取得準確效果資料的基礎上確定安全,才可做小範圍的人體試驗,最終才用於醫學臨床。太專業的知識我們也弄不懂,最起碼知道做藥物的人體試驗是有一定風險的,要慎之又慎。
可是在這裡,卻有一個「呆子」,竟然在自己的身上做疫苗試驗,他就是老台胞李河民。
李河民是高雄岡山人,在台灣的名字叫蔡川燕,1922年出生,日本東京醫大畢業, 1944年來到大陸,當時才22歲。日本投降後來到解放區參加了革命,從事醫生工作。在醫院看病的時候,經常碰到一些戰士,受傷後得了破傷風,破傷風必須有抗毒霉素才行,因為沒有藥,好多戰士年紀輕輕就死掉了。看到這種情況,李河民非常憂心,覺得不能眼睜睜睜看著自己的戰士都病死,他說:「我那會兒年輕,膽子也大,就寫了一封信給衛生部長,建議研究生產抗毒素疫苗。」沒想到組織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議,並責成他負責組建專門研究生產疫苗的實驗室。就這樣李河民和他的同事們把石家莊附近的一個教會的會堂當作培養疫苗的實驗室,因陋就簡,反覆實驗,愣是在解放區艱苦的環境裡生產出疫苗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真正搞防疫研究,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李河民自豪地說。
北平和平解放,李河民和同事們奉命接管了國民黨「中央衛生研究院北京分院和中央防疫處」,成立了研究所,從事病毒研究,後來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個行當。
那麼,在自己身上做疫苗試驗又是怎麼回事呢?
李河民回憶說:「北京解放以後乙型腦炎(也叫日本腦炎,有區域性,主要發生在日本沿海、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這一帶)流行比較厲害,得了乙型腦炎的人30%非死即殘,影響太大了。周總理向衛生部提出要求,應該研究防治的辦法。當時接管委員會衛生部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們衛生研究院。」
接受了這個任務的李河民,腦子裡總想著這個問題,那時臨床使用的疫苗效果不好,注射以後產生病態反應,有好多的副作用,怎麼辦?李河民想到了自己做活的疫苗,但當時國際上對做活疫苗的理論有不同的意見,爭論很大。李河民們擺脫既有理論的束縛,採用「定向游變」的方法培養病毒,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研製出了活疫苗。
研製出的疫苗必須經過試驗,李河民說:「我們買了好多猴子做試驗,直接在猴子腦子裡邊注射,結果證明是安全的。但動物跟人畢竟不一樣啊!給人注射,你那個東西保險嗎?誰讓你做實驗呀?我決定第一個先給自己打。」這個台灣人拿出了那股「呆」勁兒。
「您沒有想過這樣做會有風險嗎?」
「我對自己研製的產品有信心。」李河民堅定地說,「打過之後沒有副作用,再給我們室從事這項研究的三個骨幹打。還怕不保險,又給我的孩子打,我孩子那時正好五六歲,實驗效果非常好。我們肯定是有信心才敢這樣做的,因為多次試驗證明都是安全的。」
做這個疫苗實驗前後用了30多年,終於成功了,在臨床醫學廣泛運用,也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李河民驕傲地說:「這項研究成果在世界上是首創,我們是唯一的。」憑著這項科研成果,李河民的名字被收入了《世界名人錄》,後來又獲得了全國藥物系統特殊貢獻獎。李河民告訴筆者,因為這個研究理論符合辯證法,所以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中央黨校、中國科學技術研究中心等機構都把這項成果作為一個典型案例收入教材和書中。
(李河民先生已於2016年9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可敬的老人)
(轉自《台聲》2017/12月下 總第4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