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立峽

父親汪永清，號澄然，安徽旌德人，生於民前八年（1904）。祖父為父親起名「永清」，是否雙關地隱含祝願清祚永續的意思，我不知道，但父親成年之後已是民國，而且成為一個受新思潮洗禮的自由主義者，這一點我是可以確定的。

父親喜愛讀書，總是書不離手，為此常遭母親嘀咕。自幼我就慣見父親下班一回到家，沖泡清茶一杯，端坐在他專用的籐椅上專注地看書或看雜誌。

《自由中國》雜誌是1950～1960年從中國大陸移植到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陣地。

父親愛看的雜誌不同一般，而是他的同事和鄰居在那個年頭通常不會去碰的《自由中國》，一份由他的皖南同鄉前輩胡適主持的雜誌，經常刊登批評國民黨的文章。

父親也常看一份由香港報人卜少夫辦的雜誌《新聞天地》，在裡面可以讀到許多有關大陸的信息，由於這個雜誌基本立場是反共的，當時仍可以從香港進口，父親訂了一份，可見父親多麽關注大陸的動態，甚至在與至友聊天時也時不時會脫口批評國民黨和時政幾句，時常引來母親無端的憂心，指著父親怨斥: 「把你空投回大陸算了!」。

父親還愛看三、四十年代大陸出版的書籍，事實上台灣那時候也沒什麼新書可看，但他不讓我們兄弟姊妹碰那些書，這當然會引起我們好奇，父親藏在樓上書箱的到底是些什麼書？最後憋不住了，我和二哥會趁父親不在家時上樓去偷看，就這麼我在那時也緊緊張張、生吞活剝地讀了點老舍、巴金、魯迅的著作。

後來父親又訂閱了胡秋原創辦的民主／民族主義刊物《中華雜誌》，也是批評國民黨的。還有當時頗受知識分子矚目的自由主義刊物《文星》雜誌，以及袖珍本文星叢刊。

所有這些刊物和書籍幫助我在初、高中成長時期受益匪淺，父親從未阻止我閱讀它們，這使得我比同輩青少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早熟許多。

父親在大學時讀的是理工方面的科系，畢業後在河南鞏縣兵工廠任職過一段時期，就是在那時結識刻在開封教會學校讀書的母親，後來抗戰軍興，父親像那時多數的知識分子一樣投身軍旅，先後派赴漢陽兵工廠（武漢鋼鐵廠前身）及重慶兵工廠任工程師。我的小叔就是與父親同在漢陽兵工廠任職時，於一次親身試驗新研發的手榴彈場合，不幸身亡殉職。

武漢兵工廠和金陵兵工是高雄六〇兵工廠的前身。

抗戰勝利後父親重返漢陽兵工廠任職，及至內戰，國民黨被共產黨打得兵敗如山倒，決定大撤退前往台灣，父親與兵工廠其他高級職員一道，奉命携全廠萬餘名工人及所有生產機具撤離，據父親說，上級命令要求能帶走的全帶走，臨走當局還派人一把火將工廠燒成灰燼，寸草都不准留給共產黨。

有些單身年輕工人的父母像托孤ㄧ樣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給我父親，父親後來也的確待他們視如己出，我們作子女的也始終對他們稱兄道弟，待如一家人。我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

武漢兵工廠和金陵兵工廠遷到台灣後，合併成立為一個更大的兵工廠，就是現在仍存在的高雄六〇兵工廠。這個廠原先擁有兩個眷村，一個眷村是全講湖北話的湖北工人及其眷屬，一個眷村是全講南京話的南京工人及起眷屬。而今這兩個眷村的老工人及其子女在眷村改建後早已鳥獸散了!

本文作者汪立峽。

當我高中畢業考上文化大學新聞系與國防部軍法學校法律系時，父親知道我原想讀新聞系，但私立大學學費較高，就對我說只要我想讀就一定設法讓我讀，我對父親說其實讀法律也不錯，進可攻退可守，從事任何行業都可以，況且當時在軍法學校法律系任教的教授多屬各大學的名師，該校又學雜費全免，雖然畢業後必須在軍隊服務一段時期，也是從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壞事。就這麼在我堅持下，我專攻了法律，但我往後並沒有像我的同學那樣幾乎無一例外的當上了律師，而是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當初我若進了文大新聞系，就是和高信疆同班同學，後來我們有緣在北京相逢成為知交，直到他過世 （此前並無深交），每思及往事仍不勝感慨。

父親顯然對我這個兒子的未來懷有些許惶惑不安，因為他似乎早有預感，我不會像別人一樣安份過日子，走一條安穩的路。

汪立峽曾參與台灣黨外運動。

當父親在高雄火車站送我乘車北上報到入學時，遞給我一套書: 蔣廷黼寫的《中國近代史》，文星袖珍本，全七冊，這在當時的台灣算是一部相當客觀的權威著作。

火車開動後，我打開第一冊的封面，看到上面寫著: 「立峽吾兒，自求多福，父字」。送這樣的書，說這樣的話，一切盡在不言中矣!

父親過世於1979年，享年76歲。父親在世時念念不忘家鄉的黃山，當我首次回大陸探親時，首先就去了一趟黃山，算是幫父親了了一樁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