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長的遴選結果出爐，原本不被看好的，集技術官僚、學術菁英與企業獨董於一身的管中閔，竟然在本土勢力的寰視下，硬生生的把李遠哲愛將周美吟和陳弱水擠掉，引起本土產官學界的全面反撲，甚至用「預算主決議」的方式向教育部施壓，赤裸裸地將政黨的黑手伸入校園。綠營人士的忿忿可想而知，在他們看來，台灣大學既然是島內最高學府理應為「本土價值」服務，怎麼會跑出一個前朝遺老，不但是個「外省爺們」，還不是台大出身，實在是有辱斯文。
支持與反對，兩造雖各有所執，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面向，反映出台灣社會看待大學價值的工具化傾向：一部分人認為，高等教育的衡量標準是學生的技能獲取和就業安置。當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和全球化的衝擊，選校長就像一間好公司選CEO，我們不再需要「傅斯年」。行走於產官學綜合體的「管爺」，絕對是台大校長的不二人選；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教育職司意識形態再生產，一所好的大學不僅要向青年人提供精準履行其社會分工的各種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將具有支配地位的價值、規範和觀念體系制度化，將青年人整合進入主流的文化，藉以維持其政治體系的賡續。民進黨好不容易全面執政，蔡英文的「台灣價值」才是主流，台灣大學怎可背道而馳。
平心而論，此番台大校長遴選所引發的諸多爭議，什麼利益迴避的程序正義和論文抄襲的學術倫理都只是虛像，當中所涉及的藍綠惡鬥和省籍矛盾的憯台詞也不是問題的根本。當整個社會失去了「集體價值」的追求，標榜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大學精神就不再是一個社會所必須捍衛的殿堂，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如果整個社會都在比腕力，看看誰的牙齒尖、爪子利，誰就能夠決定價值、詮釋真理，那麼我們就不該期待大學校園會是現代叢林裡的一個例外。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大學。
台灣大學的建校，肇始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旨在於將台灣收編為日本帝國南進擴張基地，培養南進人才。為了配合南進政策，台灣總督府一方面積極的充實高等教育內容，著重於熱帶醫學、商業和農業研究，以及華南一帶資源與語言的調查，以培養南進人才；另一方面，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廢除漢文，強行推行「國語普及運動」，並於1943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獎勵「國語家庭」，以求達到台灣人民「皇民化」的目的。
在這一段時期，知識青年面對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待遇，其民族意識非但沒有在帝國主義同化政策的催折下消滅，相反的，通過近代的科學教育，接受了新的知識、文化和思想，歷史性的掌握了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理論武器。1943年，受到「開羅宣言」的鼓舞，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為軸心的學運份子開始串連集結，投入反法西斯戰爭行列，並積極籌畫各種「響應祖國抗日、迎接台灣回歸」的活動，爆發了1944年「台北二中學生與謝娥反日事件」。隨後，日本憲兵隊更以「研讀漢語、習國語、抗日」的名義，在北部校園大舉逮捕郭琇琮等近千名抗日愛國學生，造成學生領袖蔡忠恕、雷燦南的犧牲。
戰後初期的學生運動，正是以這次的檢舉事件做為前史，以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領袖郭琇琮為中心，成立戰後台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台灣學生聯盟」。遺憾的是，台灣同胞歡欣鼓舞所迎接來的祖國，畢竟是一個被封建地主、官僚以及買辦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反動化的中國，因此，「台灣學生聯盟」在尚未形成統一的組織和行動綱領的時候，就不得不投入戰後台灣最大的一場民眾自發的抗暴事件——「二‧二八事件」。在事件中，絕大多數未經組織生活洗禮的青年學生慘遭殘殺；郭琇琮、陳炳基、吳克泰、葉紀東、楊建基、陳金木等自日據末期便已活躍於反帝人民運動當中的學運份子則轉入地下，認同「紅色祖國」。根據藍博洲先生的調查，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的校園菁英，光是台大和師院兩校起碼就有100人以上，而目前已公布的資料中有案可考者，就有88位。戰後台灣學生運動的主要領袖：許強、鍾浩東、郭琇琮等知識菁英，也都在這場肅清中慷慨犧牲。
回顧歷史，不管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光復後的「二二八人民起義」、還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肅清，以及繼之而來的，在長期軍事戒嚴體制下的黨外民主運動中，都有台大師生為了正義和真理挺身而出的身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是台灣大學除了學術貢獻之外，之所以在台灣人民心中享有崇隆而不可取代的地位的根源，是前人用他們的青春和鮮血所堆疊起來的榮耀。
反觀今日的台大，校地佔了台灣百分之一的土地，每年享受超過160億的政府預算，並掌控台大醫院一年新台幣300億至360億元的收入。在時代變遷下，大學的地位與功能已逐漸庸俗化，向企業募款、向政府要錢、向學生收錢，開EMBA教企業主如何快速撈錢，活脫是一個金錢所堆疊起來的殿堂。一座文學院的人文館幾十年還搞不定，最會賺錢的校友倒是為電機系捐建了四棟大樓。那種通過歷史、文學和藝術可以悸動人心，幫助青年人幫進入一種更有知覺、更縝密的存在的喜悅，竟然是一種奢侈。
如今的台大，更是一個權力的競技場，以前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現在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當官」。台灣的內閣博士比率向來是全球最高，其中又數台大師生最受青睞。有多少教授學者選擇性地使用西方二手知識，曲迎上意，終日栖栖惶惶的等待層峰關愛的眼神，就有多少學生大搞民粹，整天尋事，排資論輩的等著出頭。曾幾何時，大學校園不再以她獨特價值去影響社會、引領風尚，反倒是成為社會的俘虜。
1919年，面對北洋政府對五四運動學生的鎮壓，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憤而離京，發表《不願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並得到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集體的響應。恰恰是蔡元培這種「不甘心再仰官僚的鼻息」、「不願意受政治的干預，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不肯再到北京這個臭蟲窩出任北大校長，當個逐臭之夫」的風骨，挺直了戰後播遷來台，如傅斯年、殷海光等一代知識份子的脊梁，造就了冷戰後台大人自以為傲的自由主義傳統。如今，台大行政大樓前的「傅鐘」依舊，傅斯年仍然是許多台大師生心目中的校長典範。但是，校園自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大學精神，卻被民粹地簡化成數人頭的選舉民主，甚至在政治干預下再度淪為蔡元培眼中的臭蟲窩。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在政治民粹化的整體氛圍下，要求政治不要介入校園不過是一句空話，大學本身就政治，台大更是民粹主義政治的根源。
應該說，是台大師生先否定了自己，民進黨才能如此放肆大膽的羞辱台大。怨得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