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主義」，這個帶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名詞，最近開始登陸全球各主要媒體的版面。就任一年來，川普的行事作風一反建制派政治菁英的常規，挑戰美國公眾「政治正確」的慣性思維，低調處理價值觀外交和人權問題，卻在敘利亞、北朝鮮和伊朗等問題上拉高採取海外軍事冒險的可能，舉手投足像是一個任性妄為的富家子弟，但翻雲覆雨的背後卻是一個工於計算的現實主義商人。最近川普所公布的「稅改法案」和《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是他和他的白宮的幕僚們一手炮製的「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圖紙，為過去30年來美國華盛頓環圈政治菁英所一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劃下了句點。

12月3日，美國總統川普推出被稱為30年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涵蓋調降個人及企業所得稅、逐年廢除遺產稅、公司稅課徵基礎改為「屬地主義」、未匯回海外盈餘視為已匯回且課徵一次性稅率，以及廢除公司最低稅負制等。消息一出就立刻引起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騷動，擔憂美國稅改會刺激美國全球企業將匿藏海外估計高達2.6萬億美元的未稅盈餘匯回美國，並帶動美國海外直接投資回流，造成各國資金外流壓力，加速各國貨幣貶值和刺激大規模的減稅競賽。

事實上，美國政府的稅改政策並非從今天伊始，早在冷戰時期為了因應嚴重國際收支赤字，抑制資金外流，在1963年和1981年先後推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上個世紀六〇年代，美國的貿易順差雖有大幅增長，但由於海外軍事干涉和援助計劃，加上私人資本為了減少稅賦，紛紛把海外盈餘轉投資到繁榮而又高利率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導致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持續惡化。當時的甘迺迪政府一方面為了避免用美國資產（黃金或其他財貨）來清償國際收支赤字；一方面為了抑制失業率上升，拒絕以提高利率、緊縮貨幣來抑制國民消費和國內投資，反而採行降低企業營利所得稅的方式來鼓勵投資，但由於歐洲國家的主要稅收是銷售稅，所得稅向來低於美國，反而造成長期資本大量流向歐洲共同市場。

雖然國際收支赤字對美國國民經濟並非一無是處，適當的國際支出赤字恰恰是「通貨膨脹輸出」的絕佳手段。但是，但在「美元/黃金匯兌體制」下，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增長，意味著黃金儲備的流失，也就意味著美元國際地位的動搖。一個沒有了黃金保證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固定匯率是釘在紙上，而不是水泥牆上。1971年5月，國際貨幣體系在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重壓下開始走向崩潰，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和奧地利等國宣布關閉外匯市場。8月15日美國政府被迫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布雷敦森林貨幣體系瀕臨解體，其代價就是先進工業化國家經濟成長陷於停滯，導致以凱因斯主義政策和福特制為手段，以高工資、高就業為契機的內向型積累出現破綻，加上兩次石油危機，出現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也就是「滯膨危機」。

80年代以英國的佘契爾政府和美國的雷根政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為了因應上述的危機而出現的。雷根政府，一方面高唱「強大的美國」復活挑起和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以「軍需凱因斯主義」替代「福利主義」來進行內部積累，並引誘蘇聯消耗國力使其陷入崩潰局面；一方面高唱自由主義經濟，廢除對資本流動的規制和高稅賦，削減高所得累進稅率和財政赤字等手段，與佘契爾聯手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風潮，為資本全球化剷平基地。雖然雷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抑制了通貨膨脹並且刺激了景氣循環，但也帶來了利率上昇和美元升值，導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和財政赤字擴大化，引發在經濟停滯下的金融投機、國際貨幣和證券市場的混亂。影響所及，不僅是美國國內經濟，也把整個世界經濟拖入停滯和混亂的深淵中（例如，1997年東亞金融／貨幣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雷根主義開啟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序幕，埋伏下今天在全球範圍，特別是在美國社會財富兩極化的難題。根據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歐巴馬執政期間，美國1%的富人已經掌握了美國社會40%的財富。2017年，40%的美國民眾幾乎處於無資產狀態（不擁有任何股票和房地產）；70%的民眾只佔了社會7%的財富。這和1970年的情況剛好相反。1970年，美國前1%的富人只佔全美國財富的9%，中產階層佔全社會人口的比率為61%左右（最高曾達70%左右）。

川普的崛起，號稱代表著在過去30年多年來資本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中下階層利益，是美國底層民眾（不單是白人，還包含非裔族群）對全球化菁英的反撲。但弔詭的是，川普所提供的稅改方案，表面上是雨露均霑，實際上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據美國國會稅收聯合委員會的估計，在2018 ~ 2027年間，新的稅改方案將為美國家庭及企業減稅1.4萬億美元，其中有超過60%的利益將由收入最高的1%群體所享有，最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將略微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稅負幾乎不變，較高收入群體的稅負卻將減少。因此，西方一些觀察家把川普稅改稱之為「富豪民粹主義」，就是說，這次稅改只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非美國社會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推動税改的過程中，川普政府始終援引前總統雷根的減稅政績作為說帖，高舉「雷根經濟學」的大旗。所謂「雷根經濟學」是假定通過減稅降低商業活動的障礙能鼓勵民間投資，讓市場取代政府主導經濟活動，資源能配置在更有效率的地方，使生產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也會從中受益。因此，雖然稅率更低，稅收反而會增加。但是，1963年和1981年兩次稅改的時候，美國還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但今天主導美國經濟的是華爾街金融資本主義，川普稅改就算能夠有效的吸引美國海外資金回流，大部分資本可能流向金融資本，而非實體經濟，是否還能兌現雷根經濟學所謂的「滴漏效應」，實在可疑。

更何況，正如某些學者指出，「雷根經濟學」之所以奏效，並不在供給學派所提供的方案，而在於美元霸權體系。後者利用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政策，造成美元大量的溢流海外，提供美聯儲在大規模地放寬了貨幣政策的同時，又能成功控制通貨膨脹的條件。倘若川普的稅改政策無法帶來美國稅基的擴大，以今日美債高達20萬億美元，美元霸權體系岌岌可危的現狀而言，或許會是埋伏下一波金融危機因子。我們竭誠的歡迎美國回到實體經濟，通過製造業的振興「讓美國再一次偉大」，讓美國人民重新加入全球勞動大軍共同為人類社會創造物質福音，而不是重蹈過去數十年來通過美元霸權體系和金融操作大搞通貨膨脹輸出，掠奪全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挑動地緣政治安全熱點，重啟軍備競賽發戰爭財，卻將全球秩序推向新一波金融動盪和軍事對抗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