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執政才一年半，選前野百合世代的幕僚文膽為蔡英文織就的進步外衣，不管是核能空汙、年金改革、社會保障或是勞動權益都一一敗壞。特別是近日來勞動基準法修法倒退擼，搞得台灣滿天「神佛」，遍地「功德」。許多人都指責民進黨政府髮夾彎，背棄選前的承諾，只有行政院副秘書長說了大白話，責備反對勞基法修正案是「左傾幼稚病」，認為曾經不離不棄陪民進黨成長的中小企業，如今不僅還是產業競爭的主力，也是民進黨的政治基礎，民進黨應該務實的往中間路線靠攏。
何副秘書長認為，目前為數一百多萬家的中小企業體系，養活了相當多的人口，且是支撐台灣高就業率的關鍵。去年十二月的「一例一休」修法，對中小企業的衝擊非常大，現在修法是要給中小企業緩衝時間與喘息空間，在過程中讓它們慢調適，否則結果就是關廠、倒店，進而讓台灣走向大資本大財團壟斷的經濟模式。所以，她認為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如果把有關勞動議題在內的在野主張全面落實，會與社會現實有所扞格，落入「左傾幼稚病」的窠臼。
撇開這樣的表述，無疑是公開承認蔡英文的競選承諾不過是一場「高明的騙術」不說。探究何秘書長的原意，應該還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中小企業一直以來都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二是，過去的一段時間來，民進黨的政策悖離了這個社會基礎。因此，如何通過修改僅僅執行九個月的「一例一休」，在勞動政策上「回饋」這些傳統的支持者，就成為當前黨內應該務實和勇敢面對的問題。
何副秘書長的發問，一語中的，確實指出民進黨當局在「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所面臨兩面不討好、進退失據的困境，並企圖提出一套「反壟斷」的政治修辭來為行政院當局緩頰。但考察民進黨的前世今生，她所說的或許是個「真問題」，但絕對是「假命題」。當前民進黨在政策上與中小企業群體最大的扞格是出在兩岸政策，而不是出在勞工政策。只有勇敢的面對和修正民進黨的「兩岸對抗路線」，回復兩岸關係的正常往來，才能防止台灣製造業在東亞分工中與大陸的產業鏈斷裂，以及，因陸客驟減而造成旅遊餐飲和流通零售業的蕭停，而不是在已經乾癟得不成人形的勞工身上榨油，借以攏絡中小企業群體的選票，反過頭來抑制了在地消費的能力和需求。
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民進黨」（主要是美麗島系），確實是伴隨著土地改革之後日漸崛起的中小企業主的不滿情緒，以及都市中間階層日益增長的民主要求而發展壯大。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為安置隨蔣介石政權轉移來台的170餘萬人，阻斷了台籍人士的發展機會，加上隨後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破產，導致喪失封建土地保障的地主階級菁英，只有引進日本所淘汰的工業設施或產品代理，才能取得營生的手段（日後發展成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主），否則就只有淪為勞動階級的命運。土地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在冷戰東亞分工美日台三角貿易結構下，造就了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基本性格。
再加上，七〇年代美國採取「聯中制蘇」的戰略轉移，將大陸納入世界市場，台灣就成為冷戰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為了因應這個變局，銳意革新的蔣經國，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石化、鋼鐵兩大產業的重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性。但由於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黨國資本）和二次加工（民營資本）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企業，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成為何秘書長口中不離不棄的政治基礎。
但是，這個社會基礎早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就與解嚴後的民進黨逐漸分流。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美貿易談判、台幣升值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國企民營化和二次金改，正是民進黨悖離中小企業，向大資本財團靠攏的體現。
如今，留在台灣為數123.5萬家的中小企業，85%是流通零售與餐飲服務業，早就不具有反壟斷的政治色彩。少數堅持在製造業領域的廠商，也是以和大陸台資企業維持垂直分工和水平鏈結，透過零部件和中間原料的出口，每年在兩岸貿易中為台灣爭取到近千億美元的順差。他們的命脈是建立在兩岸關係和區域一體化，而不是「勞基法」。對此，中研院學者林宗弘就指出，「台灣的經濟結構已改變，中小企業逐年衰退、萎縮，原因跟現在要推的彈性工時政策更毫無關係，即便現在做了也無法改善他們困境；但民進黨卻抱著經濟舊思維，不但救不了中小企業，還犧牲了年輕的勞動者，這樣只會再犧牲一個世代，導致惡性循環。」
坦白說，相對於工資問題存在著個別行業甚至個別企業的差異性，工時問題作為一種法的的規定，具有普遍性，最能體現出一個社會的階級分化，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勞資爭議一旦涉及工時問題，資本家和勞工就不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社會集團的身份在捍衛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利益。也因此，通過工時鬥爭，一個政治組織、一個黨派的階級屬性就毫無保留的暴露出來，很難隱藏。捫心自問，民進黨政府惡改勞基法，將台灣的勞動標準退回到十九世紀的血汗化，真的是為了帶有小生產者反壟斷性格的中小企業請命嗎？今天的民進黨還是昔日那個代表中小企業利益，想要跟工農階級聯合搞「反壟斷聯盟」的民進黨嗎？
事實的真相恐怕是，民進黨以照顧中小企業主的利益為口實，召喚民粹來鎮壓勞工，藉以模糊化民進黨早已暴露的，向金融與工業寡頭靠攏的階級傾向；抑或是，在堅持「兩岸對抗政策」導致本土製造業面臨與大陸分工斷鏈的危機下，企圖割勞工身上的肉來餵養資產階級禿鷹，以成就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功德」。何副秘書長口中說的「左傾幼稚病」，要不是引喻失義，就是睜眼說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