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九八五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以報導、攝影的方式關懷台灣社會內部的少數族群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裡面當然會有一些專題涉及統、獨問題（如挖掘二二八事件或五○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但一般社會大眾主要還是把陳映看作「充滿人道精神的左翼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追求國家再統一、民族再團結的「志士」。《人間》雜誌時期的陳映真，光環仍在，可惜焦點所照，實在距離他奮鬥的目標太遠了。

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出獄以後，台灣經濟即將進入最繁榮的時期，陳映真供職於美國藥商公司，因此有機會接觸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並觀察到這些公司中、高級主管的生活。除了少數一、兩位最高階洋人之外，這些主管都是台灣人。他們的英語非常流暢，辦事很有效率，深得洋主管的賞識。他們講話夾雜著中、英文，互稱英文名字，開著高級轎車、出入高級餐廳與大飯店、喝著昂貴的洋酒。總而言之，他們的生活非常洋化，享受著台灣經濟在國際貿體系中所能得到的、最豐裕的物質生活，當然，其中最為人「稱羨」的是，他們可以輕易的在家庭之外供養著「情婦」。

當然，陳映真不只注意台灣經濟中最尖端、最洋化的跨國公司高級主管的物質生活條件問題，對於經濟愈來愈繁榮的台灣社會中一般人的消費問題，他也不可能不留心。七○年代初期台灣經濟突然興旺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越戰的美軍到台灣度假、發了財的日本中產者藉著觀光的名義來台灣「買春」，這種現象黃春明和王禎和的小說早就有所描寫。所以，在八二年七月陳映真就已發表了〈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這樣重要的文章，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色情行業的特殊關係。隨著台灣社會消費傾向的日愈明顯，陳映真又注意到台灣的青少年「孤獨、強烈地自我中心，對人和生活不關心，對人類、國家徹底冷漠，心靈空虛……奔向逸樂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沈而去，直在沒頂。」（見〈新種族〉，八七年元月）

陳映真一九七○、八○年代所寫的八篇小說，除了最早的一篇〈賀大哥〉具有過渡性質外，其餘，不論是《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四篇，還是《白色恐怖 》系列的三篇，全都跟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有關。我以前不能了解這兩個系列的內在聯繫，不知道陳映真為什麼會突然想創作前一系列，然後又莫名其妙的轉向後一系列。現在我終於想通了。

前一系列最長的一篇是〈萬商帝君〉。在這篇小說裡，作為美國跨國行銷公司在台灣的最優秀的執行者，一個是本省籍青年劉福金，充滿了省籍情結，具有台獨傾向；另一個是外省青年陳家齊，苦幹務實，不太理會台灣社會內部的裂痕。然而，他們都同時拜伏於美國式的企業，甘心把美國高品推向全世界，並認為這是人的生存的唯一價值。這篇小說其實暗示了：國民黨也罷、傾向台獨的黨外也罷，都只是泡沫而己，主導台灣社會的真正力量還是美國資本主義。如果不能戰勝這獨霸一切的、訴諸於人的消費及生理、心理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那麼，一切理想都只能流於空想。

《白色恐怖》系列三篇小說初發表時，都分別感動了不少人，〈山路〉尤其轟動，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竟然得到《中國時報》的小說推薦獎！每一個喜愛這些小說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其中的一些「名句」，我印象最深的是《趙南棟》裡的這一句話：「這樣朗澈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的、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但是，我一直想不通，那個一輩子自我犧牲的蔡千惠為什麼會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因而喪失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尤其難以想像的是，宋大姊在獄中所產下的、給獄中等待死刑判決的女性囚犯帶來唯一歡樂的小芭樂（趙南棟）長大以後卻完全失去了靈魂，只是被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難道需要這樣悲觀嗎？我還記得蔡千惠在致黃貞柏的遺書中這些痛切自責的懺悔：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生命的森林。

「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對千惠用了這麼重的話，真是不可思議！

我現在覺得，陳映真無非是要讓蔡千惠這個人物來表現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時代對革命充滿純情的蔡千惠、以致於她肯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犧牲一輩子的幸福，但不知不覺中，在台灣日愈繁榮的物質生活中，她還是把久遠以前的革命熱情遺忘了，証據是，她根本不記得被關押在荒陬小島上已達三十年以上的黃貞柏的存在。「五十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見〈後街〉），在日益資本主義化的台灣，不是被遺記，就是沒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與其說陳映真是在批評蔡千惠，不如說陳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現在的台灣人不過是被美國馴化的、飼養的類家畜般的存在，是趙南棟之亞流，雖然沒有淪為趙南棟的純生物性，其實距離趙南棟也不會太遠了。

《華盛頓大樓》系列和《白色恐怖》系列的故事性質，表面差異極大，但其基本思考邏輯本身是一貫的：四十年來台灣已被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消費方式豢養成了只顧享受的類家畜，更不會考慮到廣大第三世界的人民掙扎在內戰與飢餓的邊緣。而且台灣人為此還得意不已，以為這一切全是自己努力掙來的。

以前我討論這兩系列的小說時，使用盧卡奇的小說批評方式，因此看到的全是其中令人感到不滿足之處。半年多前讀到趙剛新完成的論文〈戰鬥與導引：《夜行貨車》論〉，受到很大的啟發。我終於理解，不考慮陳映真對一九七○、八○年代台灣社會的全部觀察和感受，而只討論他的小說，仍然是一種形式主義──雖然我並未應用西方的形式批評方法，但我援用盧卡奇的那一種方式仍然還是掉入某種形式主義。這次在編集《陳映真全集》的過程中，終於發現，不管你想要研究陳映真的哪一個方面，都一定要整體性的了解陳映真，才不會產生以偏概全的弊病。

我本來還要討論《陳映真全集》對我們了解陳映真如何思考兩岸關係、如何理解大陸的改革開放、以及改革開放在當今世界的意義等諸方面所可能產生的啟示，但文章己經夠長了，就暫時中止，並請等待我的下篇。

（上篇連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