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況 (成功大學副教授)
後來就以讀書會朋友為核心成員，在自立早報副刊開專欄。我當時正在讀德勒茲與瓜達利的《千高原》的節錄英譯本，看到war machine一詞，覺得新異有趣，酷炫聳動，就向讀書會朋友建議，專欄何不名為「戰爭機器」？沒想到就此打出旗號，拉開戰線陣仗！不久後就在唐山書局出版「戰爭機器」叢刊，讀書會成員還自號為「戰爭機器」搜索群。九〇年代初又集結串連更多學界（傅大為、夏鑄九、趙剛、廖咸浩、朱元鴻、卡維波、張小虹、張景森）、工運社運婦運界（鄭村棋、吳永毅、何春蕤、王蘋、丁乃菲）、藝術界（李銘盛、吳瑪俐）等朋友創辦《島嶼邊緣》雜誌（記得是在傅大為的清大宿舍家中開會，確立「島嶼邊緣」之名，至此「戰爭機器」成員改稱《島邊》同仁），號稱是當時台灣新左派知識分子的一次盛大集結。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雖忝為《島邊》創辦委員之一，說真格的，那時的我對何謂左派或馬克思主義其實不甚了然。
後來我在文學雜誌工作不順，失業一年，考上教育部公費留考碩士後赴歐，到巴黎念博士，才真正開始認識左派，有所了解認同。巴黎的知識圈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左派，只有少數的右派（如呂格爾是天主教傳統，李維史陀是涂爾幹、摩斯的法國社會學與人類學傳統，雷蒙‧阿宏是韋伯式自由派。至於極右派在法國知識圈則根本無法立足，哪像今日台灣的自由派學者文人自命為「公民覺醒，文明進步」而沾沾自喜，其實早已淪為極右翼法西斯之鷹犬打手。）正如同法國兩大報《世界報》與《解放報》都是偏左（光看名稱就知道誰比較左），對於大部分的法國知識分子（哲學家，學者教授，作家，記者，導演，藝術家），沒有左不左的問題，只有左到什麼程度的問題，光譜最左端就是「毛派」、「毛主義」。記得旁聽哲學家巴迪悟（Badiou）一堂名為「世紀」的課，他老先生拿出一本紅色小冊子誦讀其中段落，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毛語錄》法譯本。也參加過幾場六八學運紀念會，幾個法國毛派大叔大嬸追憶當年如何熱情學習中文，之後遠赴中國大陸親身參加文革上山下鄉…，一如二戰時期的西班牙內戰，全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親赴西班牙戰場參加反佛郎哥的左翼陣線盟軍，或中國抗戰時，左派文人知青間關萬里投奔延安…。
所以，原本對我遙遠陌生如《水滸傳》裡的方臘的陳映真也就變得不再那麼遙遠陌生了，當然更不再是「異端」，因為在法國知識圈，左翼才是「道統」，馬列毛才是「王道」，才是「時尚」，à la mode！
拉回高中時代的那場座談會現場，現在當然早已忘了座談會的細節內容，只記得晚到的我站在會場門邊遠遠瞻望，三位文星偶像的面容都不太看得清楚。記得白先勇是座談會主持人，陳映真好像說了一句：「我的小說中可沒有司馬中原小說中那種蒼蒼茫茫的感覺。」
多年以後回想起來，陳先生說他的小說中「沒有蒼茫的感覺」，頗堪耐人尋味。誠如張愛玲的一段名文：「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一個偉大深刻作家的作品裡怎麼可能會沒有荒涼蒼茫之感？因為「頌其詩，讀其書」，總是會在某個時刻將人們推向人性與世界的界限情境（limit-situation），發出「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之「荒涼蒼茫」的無奈天問！差別在於，引發「荒涼蒼茫」感的境遇境界各有不同。尤其是這三位胸懷「苦難中國，故國神遊」的台灣戒嚴時代的文星級小說家，雖然三人心目中的「苦難中國」各有不同的形象與版本。
也許司馬中原的「荒涼蒼茫」是赤縣神州浩劫，凌煙閣外，江湖草莽重寫反共復國史詩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荒原水滸。白先勇的「荒涼蒼茫」是烏衣巷口，金陵繁華夢盡，眼看它樓起樓塌的斷垣殘瓦，奼紫嫣紅，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千簷萬瓦，深巷市隱。陳映真的「荒涼蒼茫」則是左翼志士的〈滿江紅〉：「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仰望紅星在天，「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回看紅塵十丈的資本商品世界無可遏止地右傾沉淪、江河日下，仍「知其不可而為之」地奮起力挽狂瀾，孤軍戰鬥，雖然也不時會有「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的反身自嘲自傷之無力無奈。陳映真的左翼志士「滿江紅」之「壯懷激烈」揉合著十九世紀舊俄貴族懷著愧疚贖罪之心「到民間去」的高貴民粹情操，以及《新約聖經》裡的「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豫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的耶穌使徒精神。
出生成長於「自由主義中國」與「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台灣，陳映真卻遙奉「社會主義中國」為「偉大精神祖國」，另闢蹊徑開展出另一個「紅星中國」指引的「故國神遊」之異端長征路線。這種左翼志士無私奉獻、大無畏犧牲的使徒殉道精神，乃至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左翼戰鬥精神究竟根源於什麼樣的文化精神傳統？正如同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精神根源可回溯到「宗教改革」之新教所轉化形塑的基督信仰的個人化與私人化，中國共產黨的左翼精神根源若置於中國文化脈絡，也許可回溯到戰國時代「摩頂放踵，席不暇暖」的墨家精神，正如蘇聯共產黨的俄羅斯精神根源可回溯到東正教傳統，十九世紀歐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整個西方左翼陣營之精神根源則可回溯到早期天主教會與耶穌門人使徒的原始教團之傳教殉道精神。
論者往往質疑陳映真的左翼立場與基督信仰恐有杆格違和，實乃無知於二者本就發乎同一精神根源！（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