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文倩

微信傳來錢谷融先生於2017年9月28日教師節世逝於上海華山醫院。

台灣的文化圈與學術圈，對錢谷融先生大抵相當陌生，儘管拜網路科技發達，其基本背景不難略知。1919年，先生出生於江蘇武進，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新中國建國後，上海成立了華東師範大學（目前為大陸985重點高校），錢先生開始在此教書與研究，但由於受到50年代中「反右」運動，及60、70年代的文革影響，學術生涯長達38年僅擔任講師，一直到改革開放後才被正名為教授。2000年錢先生正式退休，才終於迎來了日隆的聲譽──2008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錢谷融論文學》、《錢谷融研究資料選》及《錢谷融文藝思想初探》，肯定其文藝理論、思想與審美的豐富與深度。

2013年，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更將先生的一生代表作重新整理，出版了四卷本的《錢谷融文集》，包含卷一的文論，卷二的散文、譯文，卷三的對話及卷四的書信等等。儘管跟同輩的中國大陸學者相較，錢先生的著作實不算多，但量少質精，不容小覷。而其編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至今仍長年為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文科專業教材，凡此種種，均說明先生在大陸現當代文學界的代表地位與影響力。

當然，我之所以略知錢先生，遠遠談不上對先生其人其作有什麼「研究」，純粹只是因緣巧合。大概在2007年左右，我申請到台灣陸委會的赴大陸研究獎勵案，輾轉赴上海訪問了王曉明先生，爾後，又在機緣到位下，陸續認識了薛毅、倪偉、羅崗、毛尖、倪文尖等諸多優秀的上海學界前輩，在廣泛地蒐集與閱讀這些學者專書的同時，我才注意到他們大多都是曉明先生的學生（倪文尖先生應算同門），都曾在華師大麗娃河畔問學求道與相濡以沫，而曉明先生則是錢先生的大弟子之一，他們身上都有一種我當年難以理解的對現當代文學、思想與社會實踐的高度熱情，而且完全無法以台灣對大陸的窄化想像來概括。後來當中的多位亦曾來台講學或訪問，他們出入中西現當代文學的水平、文化人格與趣味，均讓更多台灣學子們擴大格局與耳目一新，我可能亦是較完整地接受過這批前輩洗禮的「晚輩」之一，基於「沿波討源」，我才開始上溯閱讀一些錢先生的著作，並於2013年4月上海的冬末，在倪文尖先生的引領下，赴錢先生位在華師大的宿舍親訪先生一次，我一直聽說錢先生的博雅與魏晉風度，昔日訪談時的爽朗親切仍歷歷在目，先生甚至隨和地為該年淡江大學中文系第29屆的五虎崗文學獎倒數舉牌，鼓勵晚輩對生命繼往開來的信心。

錢古融先生早年受到文革波及，只能長期擔任講師。

錢先生在50年代中因著名論文《論文學是人學》備受肯定，並初步奠定在學界的地位，但亦隨即遭來極左派抽象上綱批判，到了文革時期，更被正式劃為「右派」，繼續被各方、包括自己的學生鬥爭。70年代末改革開放，歷史陸續清理，大致已不難說清楚當中的是非──多年來自以為「左」的各方，其思維與行動實踐，與其說是基於「左」的理想與信念，實則是教條化或窄化下的「左」，很少真正從歷史具體性來討論與分析問題，更多的採取粗糙的階級、出身與反動論，以在道德上與批鬥上先驗地取得無往不利的優位。

就我目前的理解，錢先生《論文學是人學》之所以至今仍有影響力及引用價值，正是在於錢先生始終從文藝的形象與具體性出發討論問題，同時自覺地採取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觀，為其立身處事與審美判斷之道──這一點在今日兩岸已幾乎全面資本主義與世俗化下，並非容易理解。《論文學是人學》主張作家寫作應以「人」為核心，「人」是世界的主人，但也是各種社會關係總和的一份子，因此不宜簡單地使用「普世」觀與價值來泛化──因為這容易導致創造看似有道德與哲理的「文學」時，成全極端的個人與自由，卻無法回應個人的歷史、社會與道義責任。因此，當作家不得不反映人物的階級分化的事實和價值選擇時，錢先生無疑地更明白傾向大多數的「人民」立場的重要性。在此文中，先生引用西蒙波夫曾舉過的例子，說明在一場戰爭中，一個青年因一時的膽怯沒有將撤退命令送到，導致全團陣亡，在思考這個青年人要承擔的責任時，作家是否能以「普世」價值來寬恕？如果作家此時將更多的同情給了這樣的青年人，如何回應更多的「人民」的感情？是以，真正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及其文學，並非應止於「普世」。

然而，對文藝並非最終「普世」的價值傾向，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文藝是無情與粗暴的，恰恰相反，在錢先生一生的文藝理論代表作中，他無疑地極為重視作家的自我、真實、真誠、感情與特殊性，並在具體作品中的個人、集體、歷史與時代關係中，給予辯證式的相對公正判斷。所以，一個真正具有理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水平的作家（儘管他可能是不自覺的），他自然會忠於他筆下的具體人物，而非一己的先驗道德觀。錢先生以巴爾札克為例，說明他雖然出身平民，欽慕貴族，政治立場保皇，但在巴爾札克的作品中，他更多的以「不可掩飾的讚賞」去描述其世界觀上的對立面，由此在文學細節上成全了前進而非反動的那一方。著名的托爾斯泰在其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亦如此，儘管托爾斯泰的婚姻與道德觀保守，但一旦進入文學深層的世界中，托翁的真誠與感情，讓他選擇突顯的是安娜勇於追求主體更新的權力與生命力，讓他相對完整地反映一個真實的社會與集體對一個真誠女性的壓迫，而不是以某種已存在的固定道德觀（僅管可能有另一種理想與道理）為前提去書寫與表現人物，這種文藝的具體與形象性才能真正打動與說服讀者。而這樣尊重且相信具體且新生的作家與批評家，才有可能走向文學與世界觀的進步與高峰。

當然，在民粹當道的歷史過渡階段，前衛者往往被誤解為保守，錢先生終究被他的歷史與時代耽誤，甚至絕對可以說受了極深刻的傷害。但先生更多地選擇以明朗、純真示人，並且始終對人懷抱著樂觀與信心，以中國大陸昔日歷史的殘酷，這實在絕非易事。誠如王曉明在〈嚴酷時代裡的證詞〉談錢先生時的說法：「你和錢先生接觸愈久，就越會從他的溫厚和謙和背後，感受到熱烈的愛憎之心，與他對散淡超脫的嚮往同時，還分明湧動著對邪惡的強烈的反感，對庸俗的毫不掩飾的輕蔑。我有時確實暗暗感慨，他經歷了那麼長期的嚴酷的生活，卻還能保持這樣一份正常的性情，實在太不容易了。」多年後，我曾受教於曉明先生，聽他談起過不只一次對自身深受文革殘暴的自省，努力保持「正常」人格的嚮往，並承擔予人信心的責任，其格調與沉鬱的精神，相對於長年我在「民主」與「自由」的條件下，見識到的各種「菁英」與知識分子的犬儒與虛無，能不令我們更為感慨嗎？

錢先生寬厚的歷史證明，對待日後知名的女作家戴厚英亦為一例。戴厚英在文革中曾大力批判過錢先生，但或許基於性格及人格上的限制與弱點，即使在改革開放後，她從來沒有正式跟錢先生道過歉，文革後去看先生，談的多也是自己的委屈，但錢先生卻說：「我倒頗欣賞她的這種態度。她能夠跑來看我，就表明她心裡還是有我這個老師的」（可參見錢先生〈關於戴厚英〉）。多年後，錢先生甚至為她晉昇副教授寫評審，不念舊惡為其辯護，還她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姑娘的本色。而後戴厚英在因果下被人殺害，錢先生感嘆：「真是不幸的戴厚英！不幸的中國這一代！」

我至今仍然慶幸選擇了在台灣最冷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一生的工作，而且一路選評的材料均出於自由意志。那些在近百年歷史大轉型間，被粗暴誤解為「右」派的左翼理想主義者，一生承擔了不該承擔的巨大代價與命運，總是引起我少有的敬意，並激發我在治學和靈性／精神發展上的關鍵動力，錢先生是其中之一，在我心目中，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