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學校辦了個小小的讀書會，關於陳映真。

這一兩年對所謂「純文學」、「嚴肅文學」留上了心，特別是戰後發展至今、以中文書寫為主的台灣現代小說。在學院裏，讀的是六Ｏ年代的黃春明、王禎和、白先勇，到現在的中生代作家邱妙津、駱以軍、賴香吟；在校內外認識的、與我年紀相仿的愛書人，重點則多放在上述中生代以降書寫者的作品，甚至完全不看台灣作家出版品的也大有人在。和朋友同學提到陳映真時，有些人只在課堂上讀過一兩個中短篇；有些人聽過陳映真的名字，也知道他「好像很重要」，但沒看過他任何的作品；但最常得到的答案卻是：不知道。

即使到了學術研討會那樣的場合，隱藏在會場中每一張年輕面容之後的腦袋，十顆裏至少應該會有五六顆與我之前為了學業成績不得不參加「校園景觀建築學術研討會」或「伊斯蘭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樣感到無奈與疲憊。以上是在各種情境對於我輩人的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即對陳映真的不認識與不感興趣──固可視為因他的政治不正確而長期被摒除於教育體制之外的結果，然而另一個赤裸的現實是：陳映真與他的小說、「人間」雜誌，這些人事物背後蘊含的意識形態以及高於意識形態的藝術價值，於我這個世代（一九八六、八七與之後出生）的──現在已經是或未來即將成為──讀者和寫作者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遑論普羅大眾。

作為一位自六Ｏ年代迄今一直站在威權對面的標竿人物陳映真，難道在老兵紛紛凋零之後便只餘史料價值嗎？這點我卻持以相當肯定的否定。不可否認，那次讀書會所以選擇陳映真的小說作為指定讀物，介紹之餘尚有為我個人參加陳映真創作學術研討會作準備的私心。實際在讀書會進行時，談論內容之豐富卻遠超乎我的預期：一位同學在聚會前很認真地上網查詢與陳映真相關的資料，試圖將細節還原成小說寫就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與作者想表達的立場；另一位同陳映真一般也是基督徒的學妹，則在與前一位同學提到的相同或不同的細節解析出其背後的宗教意涵，進而對陳映真如何在小說書寫與現實生活中平衡基督徒與知識份子雙重身份的矛盾感到好奇；有人在閱讀時為著他於〈我的弟弟康雄〉、〈山路〉等篇章所感受到的、藏於小說文字間富有張力的深厚情感而哭泣不已，卻在他讀完這些作品的最後產生「像在讀推理小說」這樣有趣的聯想。

與會者除了就各自閱讀的習慣進行解析並互相交流，也嚐試從不同性別的觀點來看待陳映真筆下的男男女女。身為男性，我一向直觀地認為陳映真以康維姊姊作為敘事者的口吻帶有些許男性本位的做作，但女同學們卻口徑一致地反駁，認為陳映真確實寫出了女性的思維，「很女生」；而提到〈山路〉中最能觸動我的一段──老工人王番如何聲淚俱下地一面咒罵一面為李國坤、國木的父親修墓──用這樣一個描寫男性之間粗糙卻又細膩的友誼的畫面，卻完全無法打動女性讀者。如此卻能看出無論男性或女性的情感，陳映真都掌握得十分到位，並巧妙地安排這兩種相差甚遠的細膩融入小說情節，使身分背景殊異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感動。

是什麼樣的情懷讓一位作家的筆下能同時呈現出世俗／宗教、理性／感性、男人／女人，以及其它前文未曾提到的二元，卻不必然對立的價值，包容這些元素在小說裏層疊、對話、衝突，最後無論小說人物在頓悟後走向死亡或改變他們的生之狀態──苟活、敗德、精神失常──筆觸卻不會失溫、冰冷一如銳利刀鋒？那毋寧是一份浪漫：有著寬厚的包容、溫暖的關懷；還有最重要的，富有人道主義理想的，那麼一份浪漫。

所謂浪漫，無論在虛構的小說世界裏寫得多麼蕩氣迴腸，都比不上在現實生活中用我們的肉眼看到一副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以行動告訴我們什麼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什麼是「一往無悔」來得震撼。陳映真知道組織團體、閱讀禁書非常有可能會陷他入獄，他做了；他知道會拖垮他和家人的經濟，還是義無反顧地把房子抵押下去，爲深化鄉土文學論戰的現實主義路線而創辦「人間」雜誌；近年，他無畏於別人扣上「紅帽子」，毅然前往大陸講學，卻不幸因中風而滯留養病；這在某些人眼裏也已無異於他的小說人物的姿態了。毫無疑問，陳映真是浪漫的，同時也為著他的浪漫與浪漫底下那些更為深沉的事物，承受著沒人能夠完全理解的孤獨與寂寞。

黎湘萍認為「使陳映真處於孤獨、內心充滿矛盾和衝突的狀態」是因為「對分離主義主張不能苟同，又十分同情其政治處境；對國民黨獨裁專制十分不滿，但在統一問題上又有相通之處。」提到所崇敬的陳映真，王安憶則說「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都沒有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一句話道盡了陳映真的寂寞。現今的政治情勢當然早已不同於黎湘萍寫作《台灣的憂鬱》一書時的那個當下，然而「他這十年來其實並不快樂。」陳映真肯定不能苟同的論敵陳芳明也如此說著：「那種心情，我可深深體會。台灣的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化，已經帶給他無比幻滅。然而他的社會主義祖國在改革開放後，也加速朝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他的夢，無疑是雙重落空。」

不僅客觀環境的限制讓陳映真這數十年來有志難伸、鬱鬱寡歡，即便他的朋友，也多是欣賞陳映真的人格、理想性與藝術成就，對於他的言論──特別是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有關的──則有贊同也有不認同。一個現成的例子：為何杜繼平始終不願意幫陳映真做台灣社會性質論的研究？在研討會上，杜繼平就很明確地指出：台灣社會性質論在他看來是個連標題本身都不能成立的研究。我想，陳映真如此心心念念台灣社會的相關研究是不是把對基督教的信仰轉移到社會主義上的結果呢？

究竟陳映真對理想的堅持，甚至固執，是因為把社會主義和前面未曾提及的民族主義當作宗教來信仰，還是像黎湘萍所說的：「我們只是在山腳，或爬到半山腰，只有陳映真一個人到了頂端，我們當然看不到他看到的風景」？我以為，無論陳映真自己心中的答案是什麼，他那備受孤獨與寂寞煎熬的、最憂鬱而浪漫的老靈魂，存在於他的文字間也深植於朋友、讀者、甚至論敵心中的高貴氣質，確實已超越了世俗的功過成敗與是非對錯。

「他的信仰與追求，即使到了暮年時期卻未嘗有絲毫動搖。」陳芳明在《昨夜雪深幾許》一書中這麼說：「在我這個世代，再也看不到如此稀罕的高貴氣質……於我而言，意識形態無論使用過多少動氣的文字，全然不影響我對他小說藝術成就的承認。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都只是一時的演出，唯文學生命能夠超越、能夠永恆。」

我相信，籠罩著台灣整個世代的夜霧，漠不關心、冷淡的白色的夜霧，終會有散去的一天。那時，我們肯定會記起：像一輪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的陳映真，那一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的陳映真，猶在推著他的麵攤，煮食、分送著他的理想，最終在我們視野的盡頭化為一行火紅熾熱的詩。

「格登格登格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