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只會驚人地相似。6月28日，正當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啓程赴港參加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活動之際，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卻選擇這個時刻通過了《2018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的附帶條款。該條款同意美國海軍軍艦例行停靠台灣的高雄或其他港口，並允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灣軍艦的進港要求。此舉挑釁意味濃厚，不免讓人想起1950年6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公開介入朝鮮戰場，並命令海軍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也幾乎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以及隨後簽署的《台美共同防禦條約》，說明了台海問題在東西冷戰的格局下，從一國內部的戰爭朝向國際戰爭轉移，先後兩次的台海危機，可以說是國共內戰和美蘇對峙交互作用的必然結果。因此，1972年尼克森訪華發表〈上海公報〉，有關美國撤出在台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議題向來都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也是美國堅守「一個中國政策」的保證。一旦上述法案的附帶條款通過並落實實施，美國艦隊再度駛入台灣海峽並在台灣停泊，那將是40年來中美關係和台海問題在性質的重大變化，是東亞地緣政治格局朝向冷戰，甚至熱戰發展的危險訊號，北京當局不可能無所作為。
戰後初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是維護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一度支持蔣介石擴大內戰，導致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瓦解。當時美國的戰略構想是聯合中國圍堵蘇聯，並通過拆遷補償將日本壓制在1930年發動戰爭工業化之前的水平，並實施民主改造，使日本不再能構成對東亞安全的威脅。但是，這構想並沒有維持太久，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取消美國在華一切特權，以及人民自願軍投入朝鮮戰場，美國的東亞政策就將戰略重心從中國轉移到日本，開始推行日本復興計劃，並重新武裝日本。
1950年韓戰爆發，6月27日杜魯門發表正式聲明，認為共產黨部隊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而必要任務的美軍部隊」，因此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與國民黨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全面推行遏制中國政策。可以說，韓戰爆發，不但擴大及延長了國共內戰，也推遲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龐大的戰爭開支更帶動了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繁榮，改變了美日之間的政治關係。
這個局面一直要到1971年8月, 美國片面宣布廢除「美元／黃金匯兌制」，導致主導戰後世界經貿秩序的「布雷敦森林體系」崩解，才有所轉移。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中日建交」、1972年尼克森訪華發表〈上海公報〉，1973年美國宣布退出越南戰場，1978年底「中美建交」，這一連串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的變遷，就是以廢除「美元／黃金匯兌體制」為政策背景。在此之前，美國國家的利益更多體現在以美國「軍工複合體」為核心的戰爭消費和軍備競賽（從1950年韓戰爆發到1973年美國宣布退出越南戰場為止，美國的軍費支出長期佔國民生產總額的10-14％）。此後40年，美國轉移世界各國剩餘的主要手段才改為「鑄幣稅」，是以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與計價貨幣，以石油美元為基本手段的金融掠奪（1971年8月1日前，每持有1美元的貨幣儲備，現今只剩下與當年3美分等值得購買力，更不用提溢流海外的巨額美元和超過18兆美元的政府公債）。
如果說，1972年「布雷敦森林體系」崩解，意味著美國所建構的冷戰反共堡壘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那麼，2008年的因美國本土發生的次貸危機並迅即漫延到世界範圍的金融風暴，就標示著美元霸權體系的崩解以及後冷戰一元單極的世界格局的結束。川普以一介地產商人能夠突破主流媒體的封鎖，挑戰以華爾街、聯邦儲備局、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為軸心的「華盛頓環圈」菁英體系，並非是空穴來風。如今的美國，基礎設施落後、製造業出走、中產階級衰退、藍領勞動者失業、半數以上的資產集中在所得最高的1％人口手上，卻有4600萬人要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卷」才能勉強溫飽。昔日以武力為手段，以自由、民主為口實的「美國價值」，面對川普所倡導的「美國優先」的現實挑戰，標誌著美國建國精神的「山巔之城」所煥發出來的，不再是自由、民主、人權，而是「美國例外主義」的榮光。
撇開諸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的精神動員之外，所謂的「川普主義」核心的手段只有兩個：一是「貿易保護主義」；一是「軍備競賽」。只有拆解現行的多邊貿易協定（如TTP\NAFTA\WTO…），改以美國為中心進行雙邊談判，才能直接體現美國國家利益並重掀貿易壁壘；也只有瓦解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泡製貿易衝突，才能製造地區安全熱點，誘導全球進入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而所謂「讓美國再一次偉大」，說穿了就是重建美國軍工複合體，大搞軍火輸出。因此，打起算盤，既要炮製區域衝突又不能上升到大國對抗，把美國自己也拖下水，就成為考驗川普外交團隊手腕靈活度的指標。
這種高度現實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恰恰與華盛頓環圈的盛行多年的新保守主義形成張力，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的一面。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構想是以樹立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遵循價值觀外交模式為基礎來維持並鞏固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經貿秩序；根據這一構想，美國強迫所有人接受自由民主理想，奉行單邊干涉主義以實現全球目標，積極主導大中東重組政策，干預並瓦解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而川普的實踐路徑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傾向不再進行價值觀輸出，改以貿易保護主義為手段，製造地區安全熱點，瓦解區域一體化進程，誘發軍備競賽並要求各國分攤軍費，銀貨兩訖。
因此，所謂《2018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的台灣條款，既是掌握美國參議院多數的新保守主義集團給川普炮製的外交難題，藉以提高中美緊張，讓川普在對華政策上處於被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將國內矛盾外部化的做法，恰恰又為緊接下來的「川習會」創造了模糊空間，毫無疑問的成為替川普拉抬價碼的插邊球。也難怪，川普當家之後一直在對台軍售問題上躊蹙不定，一聽到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了「附帶條款」，立馬開開心心的簽署了14.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相對於美國軍艦靠港台灣，這一點軍售，北京為了顧全大局，一定會輕輕放過。
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台灣當局是否在中美關係的動態發展中充當冤大頭，我們更關心的是，美國這種以台灣問題為槓桿支點敲動中美貿易利益，火中取炭的行徑，會不會因為美國國內矛盾的尖銳化，亦或是挑戰到北京當局的底線，反而成為中美關係或台灣兩岸政治角力的死結。畢竟，韓戰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兩岸內戰狀態不解除，冷戰隨時都有可能借屍還魂，將一國內部的矛盾轉換成國際對抗，甚至朝向區域熱戰進行轉移。如此一來，我們離戰爭還會太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