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剛（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二、「我」病了，抑或這個時代病了？
「我」往外張望，所看到的是：這個60年代台灣島嶼上的知識份子是在一種沒有目標也沒有根著的漂浮狀態中，像著了吹笛手的魔一般，列隊朝向美國而奔。
陳映真是一個思想早熟的作家，他應該很早就開始思考「美國」的問題。但有趣的是，直到〈悽慘的無言的嘴〉，也就是在他寫了十多篇小說之後，他才把繃緊的弓弦給放了，首度跳出「美國」這兩個字。早該出而未出，反襯了「美國」這個議題的高度緊張。之前，關於「美國」，只有含糊其詞或暗喻出之，好比〈故鄉〉（1960）裡那個沒出息的弟弟，最後要流浪，要「駛出這麼狹小、這麼悶人的小島……向一望無際的銀色的世界，向滿是星星的夜空，像聖誕老人的雪橇，沒有目的地奔馳著……」（1：56-57）──這，能不是「新大陸」嗎？又好比，〈蘋果樹〉（1961）裡的「蘋果」到底象徵何物，雖然人言人殊，但其中不是也包含著一個「美國」嗎？
「美國」於〈悽慘的無言的嘴〉正式開了閘之後，一直到「華盛頓大樓系列」各篇，幾乎無篇無之。「美國」之所以重要，並不是陳映真讓它重要，而是因為它是籠罩在台灣文化與思想之上的天。那時，以至於今，全世界數一數二親美的應該就是台灣；幾乎可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愛美為本」──尤其是知識份子。因此，要書寫台灣的真實的精神與文化狀況，美國是一堵無法繞過的牆，它體現為一種全面進步的、文明的、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知識思想、政經制度，與審美品味。在那個以美國為真善美之北斗的年代，陳映真文學的擔當之一即是全面並深入考察這個美國因素的在地開展──陳映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對這個問題的多層次的複雜討論迄今並未被超越。但在政治氣氛高度緊縮的60年代，陳映真已從按捺不言，步步為營地開展到一種見縫插針式的討論，乃至升高到「反帝反美」的當時最高可能，也就是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所展現的對越戰與帝國的質疑，然而不得不謹慎如陳映真者，這個質疑是透過越戰對美國人民（一個黑人士兵）自身的傷害而為之的。對這個議題的低姿態，以及言說的謹慎乃至含糊，現身說法地展現了「美國」是一個只能歌頌讚揚而不能真正批評的對象，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國」等於「反共」。對思想者而言，「美國」是一張試紙，反對或是批評它，得冒著巨大風險被推測為「反反共」，乃至更慘。
台灣60年代的大學生，整體而言，可說是尖銳地體現了上述沒有目標、沒有根著，並全面親媚美國的精神與人格狀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來去之間飄然如風浮然若萍。至於為何要去美國，其實也沒人說得清，但大約是「離開總是好的」。小說提到的那個對勞動者形象沒有絲毫審美興趣的俞紀忠同學，就是這樣的一位時下青年。「我」回憶起曾和『滿腦子都是「美國的生活方式」』的俞紀忠有過這樣一段對話。他說：
「離開總是好的，新天新地，什麼都會不同。」
我不置可否。但記得曾這樣隨便問過：
「那是漂泊呀！或者簡直是放逐呀！」
他忽然那樣筆直地注視著我。我看見他的很美麗的眉宇之間，有一種毅然的去意。他說：
「你不也在漂泊著嗎？」他笑了：「我們都是沒有根的人。」（1：213-214）
聽到余同學的這個讓人愣不防的反擊斷語，「我的心情是很痛苦的」（1：214），但「我」並不曾想要申辯，也不曾落入自憐自艾，反而，是從這個痛苦中冷冷地反求自己的真實狀態：「我的痛苦不就說明了它的正確性嗎？」(1：214）。俞紀忠同學以美國為出路，「我」雖不服不屑，但「我」也分明感受到那個出路正對著我招手。因此，「我」的痛苦不止是因為一種離群孤詣的道德、知識與審美狀態，「我」的更深的痛苦竟在於，我其實感受得到：「美國」或「日本」或「德國」，簡而言之「西方」，這個眾人仰望之北斗，竟然也在磁吸著我的羅盤方向。「我」的抵抗、「我」的痛苦，「不就證明了它的正確性嗎？」。但「我」真正的問題是那來自外部的引誘，還是說，「我」真正的問題是沒有航向：離開這兒去哪裡？因此「我」只得無奈地招認「俞紀忠的話從來沒有全錯過」（1：214）。「我」之所以得病，不就恰恰因為，是非、對錯、甚至左右的緊張，在「我」的胸臆之間從來沒有被擺平過，而一直是相激相盪著。「我」沒有擺平它們，它們讓我進了精神病院。
按這個外省姓與黨國名，俞紀忠同學應是外省人。那麼，我們可以說陳映真在暗示「無根」是外省人的特質嗎？但我想作者應該是沒有這個意思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在崇洋這碼子事上，應該是無分軒輊的；畢竟，誰又能在「來台大去美國」這上頭區分出一個「省籍模式」呢？「我」顯然也認為如此，因為他觀察到本省人高級知識份子（例如醫生與神學院學生），也是在精神與心智上依傍著列強之國以及列強之語。「我」浮想起精神科醫生和神學院學生以日語為襯抬身份的高牆密語，來談論「我」的病情。他們必也皆是無根之人，因為「他們那樣愛好外國的語言」，但「我」旋即想到，「我對於他們的愛好外國語也不能有一種由衷的憤怒，足見我確乎是沒有根的人」（1：214）。其實不只是沒有憤怒而已，這些外國語言文化，在布爾喬亞小知識份子之間，更是眾自我之間的相互撓癢或棘刺，為相互羨慕、嫉妒與瞧不起的複雜心理化學變化的介質之一種。小說結尾，在向醫生訴說夢境時，「我」以「歌德」之名，向「自以為是的」醫生將了一軍：
「你知道歌德嗎？」
「什麼？」
我伸了手，他便另外給我一張紙。我用桌子上的沾水筆寫下歌德的全名。
他用德文讀著：Johann Wolfgang Goethe
「就是他臨死的時候說的：『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
「哦，哦！」醫生說。（1：220）
醫生還好能唸出德文，不算毫無招架，要不然那就得在自我之間的微型戰爭中一敗塗地。看來，無論本省人醫生或是外省人俞紀忠都是一般隨俗流轉之人，不必深論。那麼，那位郭君呢？他可是神學院學生呢！但從「我」所看到的居家的郭君，其形象又哪裡能和一個追求靈性與信仰的神學者兜得起來呢？難道真信者也有公私獨眾之分嗎？郭君打開門，「我」看到他穿著「不甚乾淨的內衣褲」（內裡不潔？），而且看上去「多毛髮」（嗜欲深重？）。居家的郭君正聽著一張「美國民謠的合唱曲」（1：208-209）。「我」能辨別出「美國民謠」，可見「我」也是內行，但可惜郭先生不知道，就如同那醫生「從來不知道我懂日語」一樣可惜。「我」於是萌生了一種偏偏不欲和他在這個品味中共存的小而尖的自覺，於是「我」以一則八卦（院裡又來了一個新病人）誘導他把唱機關了，好專心對「我」索問。然後，倆人從精神病患談到精神病起因，談到神學，談到社會矛盾，談到大毀滅。但郭君顯然也缺少真誠，或至少缺少熱情，和「我」把這個他理應念茲在茲的問題談下去。他因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神學生但並不真誠，而感到窘然無趣，於是在他不得不表態捍衛他的神學立場之前，他竟然「小心地把唱機開了」──雖然「音量放得很細」（1：210）。後來，郭君又把唱機給關了，因為他真正的興趣如飄風驟雨般地來了：他要專心聽「我」的「戀愛故事」（1：212）。唱機開關之間，陳映真洩露了神學生的虛無。可以這麼猜測，神學院學生郭君心志所繫的出路，應和世俗之人並無二致，就是出去，到美國、日本、德國或其他西方世界攻讀神學，但重點當然是動詞「出去」。這麼猜，是因為年輕的郭君已經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希望沒有愛的神學院學生了。
「我」雖然和多數左翼青年一樣，有一個壞毛病，也喜好以啟蒙的高姿態揶揄那教徒們在現代世界中最多也只能防衛的古老城堡，但比較不同的是，「我」看到了虔誠的基督徒和有信念的社會主義者，在一個關鍵點上曾經是、可以是兄弟，因為兩者都應有一種對此世的否定信念，以及救贖世人的肯定信念。「我」和郭君因這一隱形的交集，而有一種潛在的相惜。而且，因為自覺到信念，尤其是肯定性信念，在現代化世界中的可怕蒸發而有的愴然之感。在郭君說到他作為一個教徒還不能不在社會矛盾中看到人的原罪之時，「我」
看見他的誠實的眼睛低垂著。他確乎努力地護衛著他所藉以言動的信仰原則，但他已然沒有了對於新耶路撒冷的盼望了。我的耶路撒冷又在那裡呢？那麼剩下的便似乎只有那宿命的大毀滅。
於是我們都有些憂愁起來。雖說這憂悒的起點各有不同，但性質卻是一樣的。（1：211）
如果說，神學生郭君只據守著基督徒的原罪意識，但卻失去了上帝之城的信念，那麼左翼青年的「我」，不也是只據守著馬克思主義的以階級矛盾為核心的社會理論，以及對社會不義之指認，但卻失去了對人的全面解放的未來信念嗎？不論是基督徒或是社會主義者的問題，都在於失落了對未來的希望；沒有出路，只有等待著「大毀滅」。因此，不只是「我」，有精神問題，郭君又何嘗沒有！但郭君不及於「病」，又是否是因為他有物化的基督教體制作為身家靠山，又是否因為，他能把他的「基督教信仰」妥貼地安置在一個分隔而獨立的領域中，把「信仰」和其他的自我片斷，安置在一個百寶盒般的隔間中，各安爾位。而「我」呢，不但無所依托，更且犯了一個大忌：想要在自我的矛盾碎片之間找出一個天理周遍、理路圓通。
因此，不要只看到郭君「誠實的眼睛低垂下來」，在靈魂深處，他也是一個虛無者，也在演一齣高雅的戲，因為，他連對他最應投入的問題都缺乏那形於中發於外的自然熾熱。他是一條布爾喬亞冷魚，名叫宗教而已。這位沒有根本、沒有方向的人，和我、和「我」、和俞紀忠又有什麼差別呢！俞紀忠同學祭起「美國」這一定海珠，照出了「我」的部分原形，原來，連這個憂悒的左翼青年「我」也有對「美國」的竊慕之情呢！俞紀忠以其世故老練，不留情面地指出他和「我」都一樣啦。郭君也是一樣，想要掀開掩藏在「我」的理論或道德語言之下的皮肉慾望；他們都認定了「我」的不一致。
豈止對「美國」，「我」充滿了矛盾困惑，噯，對於「性」，我不也是暗地裡滿佈焦躁、不安、恥感與虛榮嗎？「我」不喜歡不誠實的人，「我」喜歡表裡一致，但一旦關涉到女性/性上頭，「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愛虛榮、說謊、假正經。這不是很讓「我」在自覺能及之處，感到一種莫名的難堪嗎？「我」不是有一種凡左翼青年所必配備的不苟流俗、睥睨成法、心志另有所繫的傲然嗎？那「我」為何還在郭君的凝視下，「裝出很愁困的臉」，編造出一段不曾發生過的苦戀（1：212）？
因此，藉由一個行將出院的左翼青年精神病患的陰陽眼，在他的覺夢之間，我們看到60年代台灣的布爾喬亞精神史的一頁，一個沒有虛無病識的虛無時代。矛盾、虛偽與矯情的絲網，滿佈在知識份子的人格與精神狀態中，生命則變成了由各不相搭的碎片組合而成的馬賽克拼貼。而若要尋求一個比較一致的意義，反倒變成了一個令人驚詫的烏托邦追求，而代價則經常是瘋狂，僅僅因為你太認真了，太要一致了。對絕大多數知識份子而言，「理性」告訴他，如果這個生活或環境出了問題，解決的方式是當另一種人，換一個環境。因此，「去新天新地」就取得了「一種」存在主義意義，它是一種「to be or not to be」的廉價的、甚至贗品的解決，而且還沒有「山寨版」的強野呢！把俞紀忠同學的個人放逐反轉方向，未嘗不就是把「新天新地」給搬來台灣，讓台灣徹底西化，在全盤西化或「現代化」中取得人生的某種一致。因此，落後國的現代化意識型態其實是有某種「弱勢法西斯」意味，要取消一切礙眼之物（「把線裝書丟到茅廁」堪為一例），向外、向他人尋找一個純淨的、一貫的自我。因此，無論是「去美國」或是「美國你來」，對陳映真而言，都是虛假出口，是災難性的引誘。在這篇小說之後，陳映真繼續藉著〈一綠色之候鳥〉、〈最後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劇〉等小說，深入處理這個「美國」問題。
在這篇小說裡，青年陳映真意識到這個虛無的「美國夢」的意識型態基石，是一種文化或社會的「多元主義」(pluralism)。「我」於是想起醫生說過的一句頗有哲理的話：
正常的或不正常的人，都有兩面或者甚而至於多面的生活。有時或者應該說：能夠很平衡地生活在不甚衝突的多面生活的人，才叫正常的人罷。（1：207）
如果「我」接受這個關於「正常人」的「多元主義」道理的話，那麼不但高小姐對我的態度是「正常的」──曷足為怪！「我」也可以丟掉左翼青年在面對思想信念與實際人生之間的矛盾的焦慮了──曷足為憂？這豈不甚佳！但是如此一來，「左翼」也就只是現代人的眾多「分工」或「角色」或「領域」之一罷了；是人生之某一角落罷了。如果一個人可以有很多表很多裡，甚至根本沒有表裡一致的問題，那倒是解決了這令人揪心的道德問題。但如此一來，我又憑什麼要求真誠，憑什麼要求表裡一致？我憑什麼對不讓我抽煙但又當著我的面抽煙的醫生感到嫌惡？我還能對事情感到無奈，乃至於感到憤怒嗎？
因此，這篇小說的核心思想就在於對（藉由精神科醫生表述出來的）現代性所自我標榜的文化或社會多元主義，及其微觀基礎「多重自我」（multiple self），提出尖銳的質疑。在現代社會理論中，對這樣的一種現代的多重自我形成的最著名的理論家之一，應該是齊穆爾 (Simmel, G.)了。對齊穆爾而言，在現代社會，不同的生活或制度領域之中的斷裂，以及個人生活與經驗的異質化與斷片化，使現代人的生活成為了多種不同角色在不同時空中的演出，而在這其中不必也不應求取一種一貫性，因此，言行不一是正常的、在不同時空中扮演價值互相抵牾的角色也是正常的。於是，所謂「主體」，最重要的擔當就是淡化、化解，或壓制這些不一致、不真實與自相矛盾的感覺。而凡是能達到這個自我「平衡」目標的個體，這個社會統稱之為「正常人」。而如果有人真正不安於這些深刻的矛盾，無法釋然，且還企圖克服這些矛盾，尋得一種表裡一致的人生，那這種人不是強到成為一時之革命者，要不就將成為精神分裂者；精神分裂是一種「過度」誠實於自我意義的人的病徵。因此，一貫誠實、表裡如一，對這個社會而言，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反而在多層次的自我中上下跳躍翻滾衝浪如履平地的人才是「正常」的，才是更有力量的。〔註七〕左翼青年陳映真顯然從這樣的一種「現代社會學」世界觀感受到了一種深深的頹廢與墮落之感。
〔註七〕 見Georg Simmel.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5. esp. pp. 140-143.